[1] 中山先生曾說：「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見孫中山，〈中國革命史〉，輯於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第二冊，頁355。
[2] Giovanni Sartori, “How Far Can Free Government Travel?”,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The Global Divergence of Democracies(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National Endoement for Democracy, 2001), p.53.
[3] 梁啟超，〈愛國論〉，輯於梁啟超著，吳 松、盧雲昆等點校，《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二集，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668。
[4] 溝口雄三，〈中國民權思想的特色〉，輯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現代化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頁343-362。
[5] 孫廣德，《清末民初的民主思想論集》，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9年，頁1-2。此處所引係此書的第一章「清末憲政運動時期民主政治的提倡」，而該章原載於《國立政治大學學報(下冊)》，第71期(1995年10月)，頁1-34。
[6] 梁啟超，〈立憲法議〉，《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二集，頁921-922。
[7] 康有為，〈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475-476。
[8] 相關的考證研究，可參熊月之，《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頁8。謝 放，〈戊戌前後國人對「民權」、「民主」的認知〉，《二十一世紀月刊》，2001年6月號(總第65期)，頁43-44。謝 放，〈“張之洞反對民權”說剖析—兼析19世紀後期中文辭彙“民權”與“民主”的涵義〉，《社會科學研究》（北京），1998年第2期，頁100-101。陳鵬仁，《孫中山先生思想初探》，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頁17。
[9] 熊月之，同上註書，頁12。另外，廖仲愷在1920年翻譯的著作中，則將democracy翻譯為「民政」，見廖仲愷，〈全民政治〉，輯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廖仲愷先生文集》，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3年，頁121。
[10]孫中山，〈中國革命史〉，《國父全集》，第二冊，頁355-356。
[11]梁啟超，〈開明專制論〉，《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三集，頁1389。
[12]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一講〉，《國父全集》，第一冊，頁61。
[13] 盧瑞鍾，〈試論國父的兩大失策〉，輯於曾一士總編輯，《第五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父紀念館，2002年，頁250。
[15] 廖仲愷在其〈全民政治‧譯序〉中，亦有：「蓋以我國國體則民主，政體則代議，兩者之制，皆步武歐美，非所固有」等語，可見當時「民主」一詞係經常用來指「國體」。見廖仲愷，〈全民政治〉，輯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廖仲愷先生文集》，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3年，頁111。此外，1915年梁啟超為反對袁世凱稱帝，在所作〈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中有謂：「夫立憲與非立憲，則政體之名詞也；共和與非共和，則國體之名詞也」，而把「共和」一詞用在指稱「國體」的問題上。見梁啟超，〈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輯於《飲冰室合集》，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88。
[16] Andrew J. Nathan, Chinese Democr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49-51, p.127.
[17] 張東蓀，《理性與民主》，北京：商務印書館，1946年，頁48-49。關於把right翻譯成「權利」是否為中文轉譯自日文？劉廣京和李貴連等均持否定看法，並認為應係起源於1864年在華傳教士丁韙良主譯的《萬國公法》和稍後譯成的《公法便覽》，見劉廣京，〈晚清人權論初探—論基督教思想之影響〉，《新史學》，第5卷第3期(1994年9月)，頁6。李貴連，〈話說“權利”〉，《北大法律評論》，第1卷第1輯(1998年)，http://www.chinalawinfo.com/fxyj/fxqk/lawreview/doc/ vol1_1/ note1.asp，上網檢視日期：2005年11月18日。另可參李貴連、俞 江，〈簡論中國近代法學的翻譯與移植—以我國第一部國際私法譯著為例〉，輯於北京大學法學院編，《價值共識與法律合意》，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頁334-366。
[18] 參閱金觀濤、劉青峰，〈近代中國「權利」觀念的意義演變--從晚清到「新青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2期(1999年12月)，頁209-260。
[19] 夏 勇，《中國民權哲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頁177-178。
[20] Wm. Theodore de Bary, Asian Values and Human Rights: A Confucian Communitarian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95.
[21] 根據歷史學者黃俊傑與蔡明田的看法認為，在中國傳統思想史的進程中，「公私之分」、「王霸之別」及「義利之辨」這三個命題是密切結合在一起。「公私之分」這條思想線索涉及的是思想與社會重疊的領域，「王霸之別」觸及了思想與政治交互作用的領域，「義利之辨」則牽涉了思想與政治及經濟交叉的範圍。並且，中國思想家一貫注意以「理想」提升「現實」，而「義利之辨」又與中國思想史上的「人」「我」、「公」「私」或「天理」「人欲」等觀念，都構成了緊密的連結關係，故儒家更尤其對「義」與「利」的分際投以高度的關注。見黃俊傑、蔡明田，〈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論〉，輯於謝復生、盛杏湲主編，《政治學的範圍與方法》，台北：五南圖書，2000年，頁19。本文將該文中使用「王道之別」改為「王霸之別」。相關研究，另參黃克武、張哲嘉主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
[22] 「私」在中國傳統思想裡是一種不道德，故認為「滅私」或「去私」後始能「立公」或「存公」，並也才能夠成就道德。此一思想到了明末顧炎武的《郡縣論》時已有所轉變，認為明末的地方官吏若把所轄之地視為私產，他們在「私欲」的驅使下，就不會在滿清一入關時便諉棄守地與百姓。所以，「私欲」若在特定情勢下操控得宜，卻也可能產生某種程度「為公」的效果，此即本文所謂的「轉私成公」。另外一個例子則是，1901年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發表的文章中，則從楊朱：「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之說中，體認出人人於養成「自利」的德性後，國民反而可將國家權利當成自己的權利。見，梁啟超，〈十種德行相反相成義〉，《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二集，頁695。
[23] 見前引金觀濤、劉青峰，〈近代中國「權利」觀念的意義演變--從晚清到「新青年」〉一文。另可參金觀濤、劉青峰，《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超穩定結構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變（第一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355-392。
[24] 中山先生在1912年1月5日的〈臨時大總統布告友邦書〉中有謂：「吾人鑒於天賦人權萬難放棄，神聖義務之不容不盡，是用訴之武力，冀脫吾人及世世子孫於萬重羈軛」，見《國父全集》，第二冊，頁26。另根據邱榮舉的考證結果，「革命民權」一詞並非出自於孫中山，蔣介石或許才是最先提出該名詞者。見盧瑞鍾，〈試論國父的兩大失策〉之評論部分，輯於曾一士總編輯，《第五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父紀念館，2002年，頁271。然而，若就「革命民權」的實質內容來說，可從孫中山在1914年手訂的〈中華革命黨總章〉中，看出他的民權思想已從「天賦人權」轉變為「革命民權」。
[25] 梁啟超，〈開明專制論〉，《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三集，頁1387。
[26] 詳參梁啟超，〈新民說〉，《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一集，頁547-608。
[27] 本傑明‧史華茲著，葉鳳美譯，《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90-100，161-168。
[28] 見石之瑜，《中國大陸基層的民主改革(文化篇：集體主義的民主)》，台北：桂冠圖書，1998年。
[29] 「高調的民主觀」與「低調的民主觀」之涵義，見張 灝，〈中國近代轉型時期的民主觀念〉，收錄於氏著，《時代的探索》，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04年，頁62-65。
[30] 曾為第一屆國會眾議院議員及中山先生秘書的葉夏聲，1922年時曾奉孫中山之命草擬了一部《五全(權)憲法》，其中「考試院」即列於第一章「總綱」後的第二章，故知考試院在該憲法草案中乃為五院之首。並且，根據葉夏聲所稱，該草案窮一日之力完成後即進呈中山先生閱覽，而「先生覆書聊致慰勉。……竊幸前作，猶未至叛離先生之本意」，故由此也可推測考試權在中山先生憲法理念中的地位。參考葉夏聲，〈五全憲法〉，引自繆全吉編著，《中國制憲史資料彙編—憲法篇》，台北：國史館，1991年2月，再版，頁225。原文或誤印為五「全」憲法，對此稍有修正者，可另參沈雲龍主編，《中華民國憲法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
[31] Giovanni Sartori, op.cit., p.53.
[32] Larry Diamond, “Is the Third Wave Over?”,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7, No.3(July/1996), pp. 20-37.
[33] 西方的「選舉」一開始強調的是「權利保護」與「代表」的觀念，而中山先生所認知的「選舉」，則是「選賢舉（與）能」以為國用，兩者間的目的仍有所不同。
[34] 清末民初使用「憲政」一詞時，原本是「立憲政體」的簡稱，而「立憲政體」的涵義，實又是指開議院或國會的政體。此方面的考據可以梁啟超的論著為代表，參閱桂宏誠，〈孫中山的「民權」、「民主」及「共和」之涵義〉，《近代中國》，第162期，2005年9月，頁49-53。
[35]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憲政〉，輯於《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732。
[36] 見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之〈結語〉部分，2005年10月1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5-10/19/content_3645697.htm
[37] 此為2003年7月1日，胡錦濤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上的講話。
[38]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39] Samuel P. Huntington, “Democracy for the Long Haul,”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7, No.2 (April/ 1996), pp.3-13.
[40] 周陽山主講，〈“第三波民主化與民主改革的經驗教訓”專題討論會紀要〉，《當代中國研究》，總第72期，2001年，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10102&total=72
[41] 林濁水，〈深藍深綠內鬥先於外爭〉，《蘋果日報》，2007年11月1日。本文以林濁水的見解為例，係因筆者曾在立法院內親身聽聞其對中山先生思想嗤之為「胡思亂想」，且當其贊成考試院之政策或立場時，則又辯稱為中山先生所犯下之「美麗的錯誤」。
[42] 詳細可參胡 佛等著，《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台北：三民書局，2001年，頁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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