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任的第一天開始，馬政府即不斷地為「救經濟」無方所苦，這對以「拼經濟」訴求而贏得選舉的馬總統而言，真是情何以堪。國際經濟大環境不好固然是一項事實，但是從油價決策的反覆不定，兩岸開放效益非如預期，一直到馬總統633跳票的失言風波，這些事件共同累積起來的信心流失與失望，毋寧才是問題的根本癥結所在。坦白言，遭遇到類此經濟困局，任何政府短期間所能提出的因應方案大概都大同小異，難有特殊「創意」，政府採行政策的效益乃決定於時間的適當掌握，而這又完全反映在政府的決斷能力。我們不得不說馬政府在這方面的表現，瞻前顧後、猶豫躊躇。本來以為經過時間與經驗的教訓後，政府可以「馬上漸漸好」，但從這次證交稅減半的決策過程，我們再度感到無比的失望與憂心。  

    　其一，認知錯誤。行政院邱副院長在解釋這次調降證交稅的理由時說，我國證交稅本身含有「證所稅」的成分，當前股市既然不佳，故應做適度調降。其實，證交稅與證所稅完全是兩碼事，不可混為一談。但即使要這樣說，我國現行稅率為3‰，不知邱副院長心目中不含有證所稅之下「真實的」證交稅稅率應是多少？ 1.5‰或3‰？若是前者，既然我國已停徵證所稅，則此次證交稅調降就不應半年後再調升回來；若是後者，則很明顯便不能以此邏輯作為此次調降證交稅的理由。曾經擔任財政部長的邱副院長，竟然有這樣偏頗的觀念與說法，令人訝異。 

    　其二，避重就輕。依據邱正雄的說明，我國自民國44年以來，已有過兩次為因應當時經濟環境需要的證交稅減半措施。第一次是78年1月1日，實施一年後成交量成長近40倍；第二次是82年2月1日，成交量自減徵當天的225億元，一年後提高到1,012億元，行政院顯然是用此數據證明減半徵收可以達到活絡股市目的。然而，我們很難想像行政院的財經團隊，竟然可以無知到將這兩段時間的整年交易量變化，完全當成是證交稅調降所帶來的效果。證交稅的調降容或有短期效益，但股市交易量與證交稅間之因果關係，豈是可以如此簡化而援引做為調降決策的依據?  

    　其三，專業不足。財政部長李述德說，從歷史紀錄來看，調降證交稅後因成交量增加，甚至會讓稅收成長。既然降稅會讓稅收成長，請問李部長，何不乾脆讓證交稅率降為1‰，稅收不是可以更豐收了嗎？事實上，股市變化因素複雜，若經濟實質表現不佳，光靠證交稅調降，刺激的力道很難持續，稅收是否增加並不確定，徒然導致國家財政陷入失衡危機。做為一國的財政部長，豈可輕易將國家財政置於如此大的風險之中？此外，民進黨團認為若行政院調降證交稅應該重編總預算，未料部長竟答以「沒這麼嚴重，預算本來就是個估計數字」。國家預算收支的編製不但須一切依法，更重要的是，預算乃政府施政的具體表徵，任何政策變動或調整皆應於預算中適當呈現。李部長的發言，完全視預算法制為無物，聽來令人難以置信。 

    　國家財政的穩固乃經濟體質改善與進一步發展的基礎，賦改會那邊正在為我國稅制的改革籌謀可長可久之良計，但行政院這邊卻將租稅當成短期政策的工具，浮濫與不當的使用，此一情勢若不趕緊遏止，對未來我國財政與稅改都將帶來莫大的災難。證交稅僅為一例，馬政府能不慎乎。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

〈本文刊載於2008年9月13日工商時報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