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從公共行政的觀點切入者則是行政課責（administrative accountability），行政課責所關注的是政務官、事務官（non-elected officials）和公眾三者之間課責關係的界定，及其對行政治理的影響；其中政務官和事務官之間體現的是行政層級課責關係，政務官和公眾之間體現的是行政政治課責關係。行政政治課責的目的是解決行政在管理過程中的績效問題和公器私用問題，其課責主體是公眾、利益團體、媒體等，課責對象則是政務官；民主課責的課責主體是選民、議會，課責對象是選任官，故兩者有異。[1]

　    除上述較為粗略的分類方式外，尚有許多學者各自提出其對於課責分類之看法，如Jabbra & Dwivedi（1988）將課責分為行政或組織課責、法律課責、政治課責、專業課責與道德課責。Younis & Mostafa（2000）則更將課責細分為：憲法╱政治課責、行政課責、司法課責、管理課責、諮商課責、準司法課責、程序課責、專業課責、分權課責、道德課責與公營企業課責。Flinders（2001）則基於對英國內閣制的觀察，指出對政府課責的三大系統分別為國會課責（Parliamentary Accountability）、司法課責（Judicial Accountability）與管理課責（Managerial Accountability），其並進一步指出，國會課責固然有其限制，惟對於行政部門之課責，主要仍仰賴國會，司法與管理二方面之課責無法彌補國會課責之不足。

　　德國施密特於1974年出任政府總理，1982年由於經濟和社會政治觀點的分歧，他領導的sozialliberale聯合執政計劃流產，該年9月17日所有的自由民主黨部長集體辭職。1982年10月1日，由基民盟、基社盟及自民黨多數代表發起建設性不信任動議罷免施密特，並成功由基民盟領袖柯爾接替總理一職，直到1998年改選，而從表6-1來看，在1998年之前，德國經濟確實有疲軟的趨勢，特別是失業率在兩德統一後居高不下，使得轉型後的社民黨能在1998年大選首度擊敗基民盟，與綠黨組成聯合政府。但施洛德總理在位期間，德國經濟並未好轉，社會保障體系難以為繼，失業率屢屢上升。2002年選舉後，德國失業率達到戰後最高水準，使其「福利國家」形象受損，一系列國內經濟問題使施洛德所屬之社民黨民調不斷下滑。2005年5月22日‧克勒於德國人口最多的北威州州議會選舉中，執政39年的社民黨慘敗給基民盟，施洛德總理主動要求社民黨仍佔多數的聯邦議會於7月1日提出信任案並使之失敗（即通過不信任案），從而使德國總統霍斯特7月22日解散議會，提前聯邦選舉。

　　2005年的選舉中，執政的社民黨在得票率與席次均下滑，由於基民盟與基社盟以總和226席超過社民黨的222席，但任何一個黨派聯盟均無法獲得過半數席次組成內閣，兩大政黨的領導人均聲稱自己獲得選民的認同，媒體紛紛報導德國總理難產。10月10日，德國基民盟與施洛德所領導的社民黨達成協議，兩大政黨將組成聯合執政聯盟，同時由基民盟領袖、大選候選人安格拉‧默克爾擔任德國新任總理。德國社民黨將獲得德國新內閣8個席位，而默克爾所處的基民盟將獲得6個席位。以此次選舉結果來看，原執政之社民黨未能獲得選民認同，席次於選舉後反而減少，因而必須與基民盟分享執政權力。是故，從德國近幾次的聯邦議會選舉來看，執政期間對於經濟問題處理不力，確實對於兩大主要政黨在選舉結果上有負面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