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內政(評) 098-161 號 | September 9, 2009 | | 從中共高層政治人物海外出版回憶錄看中共菁英權力鬥爭問題 | | 副研究員 陳華昇 | | 關鍵字：
中共
菁英政治
趙紫陽
|
在中共黨政歷史出版品或譯作當中，往往會略去許多敏感的史實，其原因是要抹去或掩蓋中共當局和中共黨史編纂單位所認為「不適宜」為外界知悉的歷史過程，例如涉及中共毛、鄧等領導人的不名譽事件，或有關中共派系集團權力鬥爭的內幕等。因此，許多中國大陸學者關於中共黨史的真正優秀作品，常須送赴海外或香港出版，而許多中共當局不欲為外人知的歷史事件真相也才能因此而公諸於世。
1980年代中共在推動改革開放過程中，其高層政治派系和菁英之間的政治角力、政策折衝，以及因之而引發的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至今仍被中共當局視為政治討論和黨史研究的禁區，相關的出版品、新聞報導和學術文獻均難以在中國大陸發現，因而，欲探求其事件發生之歷史過程，乃不得不尋求中國大陸以外地區的黨史出版品，以補大陸相關歷史敘述之不足。其中尤以中共高層政治菁英在海外出版的回憶錄，因為往往能夠揭露中共高層真實的政治動態，故尤其受到各方重視。
由鮑彤之子鮑樸整理趙紫陽生前遭軟禁期間的秘密錄音，而後在台灣出版的《國家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錄音》一書（時報出版），其中記載了趙紫陽對中共鎮壓「六四」決策過程的了解、在六四事件問題上趙紫陽認為自己和鄧小平的立場歧異之處，以及之後其個人對於中國大陸政治體制改革的期待，其實頗多早已為香港新聞工作者與海外中、西學者所揭露。惟其中，在序文和趙的錄音紀錄內文裡，仍有許多重要的論點和敘述，值得特別的關注：
第一， 有關中共元老李先念因在華國鋒主政時期掌理國家經濟事務，因而對於後來胡耀邦、趙紫陽推動的改革開放政策抱持批評之態度和反對之立場，實為較具新意之內容。無論在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的英文版序〈改革的設計師〉或趙紫陽的錄音紀錄當中，都指出華國鋒下台後，李先念、王震等在掣肘中共改革派、抵制改革開放政策，以及後來發動「倒趙」攻勢等方面，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見第8~9頁、124~125頁、242~244頁、290~290頁）。在中共文獻或西方著作中，一般認為在1980年代中共保守派以陳雲為領袖而鄧力群是要角；《國家的囚徒》一書則通過趙紫陽親自的口述、回憶，揭露了李先念對改革開放路線和胡耀邦、趙紫陽等改革派領導人抱持深重的敵意，影響到1980年代中共政治情勢與派系衝突，實為本書較為特殊而值得重視的部份。
第二， 杜導正在本書序文〈歷史是人民寫的〉內容中提及，趙紫陽在遭軟禁期間，曾向他承認自己「過去很左」，現在「痛定思痛，改弦更張」；並認為文革十年使趙紫陽的「人品覺悟有了很大的昇華」（第20頁）。雖然本書並未反映趙紫陽的心路歷程以呈現其為何能夠有此徹悟和改變，但從杜導正的序言和鮑彤的導言〈趙紫陽錄音回憶的歷史背景〉當中的敘述，有助於說明趙紫陽從其在文革前主政廣東期間（1951~1967）的左傾立場，到了1970年代中期起在四川和中央轉向改革立場的原委。而至「六四」發生，趙紫陽遭罷黜後，在其被軟禁期間更體認到「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的民主制度流於形式」，「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要實現現代的市場經濟，現代文明，它就必須實行政治體制上的議會民主制。」這其中所展現出中共高層政治人物的意識形態立場，深受國家政治形勢和個人政治運途之影響，實為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第三， 在趙紫陽的口述紀錄當中，也顯示中共1980年代初推動改革開放並非一路平順；不僅如同外界所周知者，在中共高層政治中保守派元老幹部對改革開放路線頗多掣肘，甚至連鄧小平也是有意推動改革，卻在觀念上未能突破，或者缺乏具體的改革方略，而有賴於胡耀邦、趙紫陽和萬里等人的擘劃、推動和執行改革政策。例如，當時農村包產到戶的改革，並非鄧小平所推動，而是趙紫陽和萬里等在地方實施後，才報請中央同意，甚至在1970年代後期，鄧小平甚至還試圖推動農業集體化；此外諸多中共重要幹部均在1980年代初期強力反對施行包產到戶政策，凡此均有清楚記錄在本書中。本書通過紀錄趙紫陽口述內容的方式，不但呈現出當時傾向改革路線的鄧小平與趙紫陽、胡耀邦等人之間的關係，對於中共高層中反對特定改革政策的政治人物也有明確的記述，對於研究1980年代中共政策路線衝突和派系政治問題，當能有所助益。
從趙紫陽回憶錄中可以看出，過去媒體工作者或學術研究者常1980年代中共派系集團鬥爭過程，視為是分別由鄧小平和陳雲所領導的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鬥爭，這其實是過度地簡化了中共推動改革開放初期的派系衝突政治動態。回顧這一段歷史，石油派的李先念、余秋里扮演何種角色，鄧小平對推動改革究竟抱持何種立場，鄧小平、陳雲、葉劍英、李先念等人所形成的政治集團彼此的互動關係如何，他們之間的政治衝突又如何地促成了六四事件的發生，均為值得分析與探討的課題。因此，趙紫陽回憶錄在台灣和海外的出版，已為重新研究1980年代中共政治和黨史揭示出一個可能且可行的方向，值得中共政治研究者繼續關注與努力。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
|
|
|
|
|
|
|
國政評論
推薦
已推
回應與迴響
回應與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