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台灣經濟轉型面臨瓶頸，論者各說各話，而主其事者則每每祭出發展知識經濟、建構綠色矽島等說詞安撫人心，卻未見政府在經濟或產業施政上曾採行過任何積極的、理性的、具體的措施。原來，知識經濟、綠色矽島等僅不過事一些晃人的抽象口號。
逢會必稱知識經濟的來臨，充其量只不過顯示出人們認知到電子、通信等科技產業的快速崛起，及其對於現代生活所可能產生之重大且全面性的衝擊。此間，無論就國家經濟、企業、或個別勞動者各個層面而言，實際上國人最應投注關切的影響效果，應在於此一變動所衍生的『競爭壓力急劇升高』問題。換言之，因應對策的核心價值即必須放置在『如何提昇國家經濟、企業，乃至個別勞動者的競爭力』。
而今台灣所面臨的問題是：國家競爭力在近年來非旦沒有躍昇、竟然還在快速下降之中。就國內近況觀察，競爭力下降的徵兆，諸如國內生產毛額成長趨緩、失業率上升、出口貿易金額減少、人民生活水準降低等比比皆是。因此，吾人認為迎接知識經濟來臨的首要課題在「重建台灣競爭力」。
論及重建國家競爭力，即必須以力行下列四項原則為主軸：一、改善企業經營環境；二、公部門的瘦身及合理化；三、減少企業的不必要負擔；四、重新塑造勞動市場。首先，在改善企業經營環境方面，有關促進國內投資、發展新興產業、及輔導傳統產業之論據與主張不勝枚舉，惟，幾無一能落實者。吾人認為今日選舉文化當道下之政府，原已難堪大用，若圖經濟活絡與發展，關鍵當在消除負面因素。亦即，政府除了必須維持政局和國家政策的穩定之外，還必須自我克制以減少政治力或公權力的介入市場機制。有鑑於一黨獨大的民主專政時代已由政黨輪替模式所取代，社會大眾也必須放棄大有為政府的期待、而轉換為強調「小政府」的觀念，『嚴厲限縮並監督政府權限』，尤其不能讓政黨奪權競爭落入只求勝選、不計成本代價的福利國家謬誤之中。
在公部門的瘦身及合理化方面，最直接的措施將是減少國家介入，尤其是減少國家補助，以增進公部門經營績效。並且建議政府採取兩類措施，以利改善公部門財務狀況、提昇公部門競爭力：一者，主政者必須捨棄繼續控制公股、掌握外部資源的心態，儘速將「國公營事業」予以徹底民營化；再者，將「政府部門」業務中目前市場已有提供服務的事務，予以外包。更根本的是，在視聽混淆不堪的民營化政策下，主政者自身以及社會大眾必須認清事實：儘管必定有損若干既得利益，但整頓公部門，乃是革除資源錯置、削減少數得利的「正義」措施。因為，公部門的擴張必對私部門造成排擠效果，尤其公部門機構的服務或獲利表現，及其員工的薪資待遇，往往無法真實地反應出該等機構及其員工的經濟性績效及生產力，故而產生出攪亂市場的負面作用。並且，當政府必須承擔公部門無效能所造成的龐大成本或虧損時，將連帶導致稅賦的增加，其結果又將不正義的斲損私部門的競爭力或維持就業機會的能力。
在減少企業的不必要負擔方面，諸如勞基法、勞工安全衛生及勞動檢查、及管制外勞聘僱等勞動保護立法經常受到批評；吾人應重視的關鍵應在「非薪資成本」。由於，台灣產業處於所謂的「上下夾擊」之全球經濟環境下，不容諱言的，相較於大陸、東南亞及南亞等工業新興的國際市場競爭對手國家而言，我國勞動法所造成之非薪資成本，的確呈現過高的現象，進而對於我國的競爭力構成嚴重威脅。
由於因應經濟環境巨變，不可能端賴「勞動」單一因素的調整，姑不論近來流傳的凍結勞基法、廢除基本工資、自由開放外勞之屬的激烈主張，但吾人必須承認，國內的勞動法制確實有進行全面檢討修正的必要。此間，「減少企業的不必要負擔」及「重新塑造勞動市場」，均當是檢討過程的重要準據之一。對於修正勞動法制中過於「嚴苛」或「僵化」的規定，參考指標可有諸如：(1) 對於勞動契約型態及工作職場環境的過度單純化規範；(2) 正常程序的不便利性及不當的條件限制；(3)受僱勞工自願性流動及雇主解僱員工的困難度；(4)社會安全網不當架構在雇主責任之上。
綜言之，台灣在過去冷戰期間的國際經濟洪流順勢推送下，曾經展露過耀眼的經濟奇蹟，也奠立了高度的經濟實力；如今，卻在經濟全球化、及中共經濟崛起的巨變中，陷入政治與經濟交相混沌不堪的窘境。雖說，國內政治和兩岸關係方面，都存在著許多非得解決的難題，然而，此時要務卻是莫使台灣的經濟實力中墜；因為，如若政府與民間能夠務實的重建台灣競爭力，則今日的難題必將隨時間推演而終至化解。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