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以來，一連串由馬政府所推動的政策改革 ─ 不論是調整租稅結構的證所稅，或是改變保護農貿易心態的美國牛肉等，都遭遇到特定阻力的掣肘杯葛。在各種的攻訐動員與批判不斷之下，使立法院會空轉停擺；而社會的撕裂與人心動盪情況，較諸面臨國債風暴的南歐國家似乎也不惶多讓。

回溯起兩次石油危機的七十年代，當時的台灣外有國際空間被限縮，接連要面對退出聯合國，日、中友好與中、美建交的衝擊；對內則有軍需耗繁，與經濟轉型的必要努力。但台灣選擇以經貿外交的定位重新出發，喊出勤儉建軍、勤儉建國的口號，由政府帶頭將軍需與人力預算轉做重大基礎建設；而貿易商則更是上山下海，從政變不斷的中南美洲，到言語不通的商展會場，遍佈台灣人的足跡。

在上下一心、各自尋生路的努力下，曾帶出台灣三十年的繁榮成長；如今，經濟無感卻成了全民共識。尤有甚者，就在最近居高位者連翻看衰台灣人才培育的發言，悲觀的認為若不及時改造，台灣恐將淪為三流的國家。激昂觀點雖然切中時弊，但卻無法歸結出人才瓶頸，與社會環節點的鬆放之道，充其量只為仇視肥貓的民粹思維做了個蓋棺總結。

然而民生停滯的關鍵何在呢？好容易才做到對公司的未分配盈餘，與對富人課稅，更取消軍教免稅與科技投資獎勵；但另外一些的政策討好、專案補貼，以及公部門不私有為，對特定利益的俯首認栽等配合情事，卻依然層出不窮，人人伸手要補助，官員事事想討好。

此次在倫敦奧運場上的競技挫敗，更已經嚴重傷害到社會自信，各方究責之聲四起。畢竟，與台灣國力相當的南韓，此番征戰竟囊括了十三面金牌，總得牌數二十八面。

遺憾的是在現行的制度之下，優秀運動人才是不會出線的；這年頭沒有淵源關係的小孩，或是沒有明星臉的廣告人氣，就一路注定會被埋沒，遑論是取得積極的養成訓練；就算只想在場邊當苦力，也不見得有機會。

為何在全面民主化與教育改革的落實後，一票票選出的民選首長和代議士，瞬間卻只成了爭搶預算、貪功諉過的高手呢？台灣的問題就是習慣於利益分配、唬弄虛實，然後再隨便找藉口。經濟無感與人才出現斷層的的最大主因，就是因為分食者眾，和社會運作低效能的惡循環在作祟。

畢竟，經營渠道的層層節制，以及工程轉包的巧取偷工之下，雖然台灣年年有平均百分之三的經濟成長，也只夠分配給利益階層的新進成員，和用來修補連串的決策錯誤。一個結構性的社會貪腐，有時只能等問題大到不可收拾時，才會有機會否極泰來。

食之者眾，生之者寡；試問，當老闆的再能幹，但如果夥計經常配送延遲、算錯帳，那麼溫和的業績成長連拿來填虧補漏都不夠，又怎會有餘力償債，或是來幫員工加薪呢？

面對國家財政的敗壞，公共建設與政策規劃的成效不彰，以及教育、人力素質倒退等的議題，短期內的經濟無感很難避免。令人憂心的是，短暫的苦難會否轉成常態的病變？怪東怪西，就是不常會反躬自省。台灣該如何做到振衰起敝、力挽狂瀾呢？

首先，人才流動是台灣的優勢與希望。因為，只有在全球性的競技場上，才能焠煉出下個世代所需要的能力與才華 ─ 八十年代返台的科技創業家，不都是六十年代末從台灣輸出的優秀人才嗎？因此，政府與企業應該要有前瞻的培育計畫，能協助優秀人力在全球定位；在面對歷史共業的結構下，要讓後起之秀不被汙損同化。

其次，關於公部門的資源取得與運用規劃，必須勇於在特定的產業上集中聚焦，這樣才能帶出領頭羊的作用；反之，表像的公平與面面俱到，則只會造就爭搶分食的共犯結構，經常是權責不分。政策的擬定，必須以深耕和專業化的角度，先幫台灣找出二到三個產業主軸；然後，再由企業各自鎖定產業關聯與價值練的參與提供之下，全民分進合擊來做出共同成果。

再則，代代所替換出的夕陽產業，和部分就地違章的中小企業，都需要有計畫性的導引，甚至是要有整廠輸出的強制規劃。如此，地方政府就可以大氣魄的進行環境改造，藉由土地重劃來滿足年輕人的住屋需求與職涯發展，例如，在新北市的部分工業區，近年來已有類似的改造經驗。對違章企業做輔導轉出，既可以有效拉近城鄉差距，改善生活的品質；更可以吸引技術人力的返鄉紮根。

此外，投資形成與創業家精神才是經濟成長不可或缺的兩大元素；但對於投資型成的地點與創業家的出身，則不該過度自我設限。二次大戰以後，對全世界的直接投資正是支持美國經濟的最大力量，從海外所收取的權利金與授權費用，每年即高達九百億美金；而在歐、美國家中，美國的失業率歷來也都是偏低的。

政府應該接洽台商聚集的主要國家，結合本土企業的資金與管理優勢，在海外開發特定的產業加值區，好將台灣的活力與創意在海外做擴展。例如，在杭州西湖，或是在越南等文化與意境相似的地區，能為美濃紙傘業開疆闢地。一邊要在國內做好技藝傳承與設計研發；同時，也能取得在海外傳輸拓產時，所需有的市場接近、在地發展與成本優勢。

最後，有鑒於公部門的執行成效和建設品質的不佳，像耗費了上千億台幣的防洪治水預算；然而私部門的代役行使，則又難免有圖利和獨占的疑慮。因此，如能鼓勵公務員走出原職務，給予創業同仁留職停薪的保障；同時，能將請領失業救濟，與申請22K的就業人力都撥交其管理運用，這樣就可以在不需要太多的先期投入，與掃除自有營運資金的障礙下，來帶動人力的活化和加值運用，以開啟『公辦興業』的新風潮。

七十年代的台灣，人人自發找生路，卻是各個沒把握；如今，無感經濟的最大罩門，就是陷入了體制性的囚犯困局。唯有明智的抉擇才能打破歷史共業，讓台灣跳離百家爭鳴的困阨中，回到正向循環。

做好決策概念上的勇敢突破，推動行政革新才是重振台灣經濟的唯一路。

（本文刊載於2012年8月19日中央網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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