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為落實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有關「加重走私農產品之刑責與罰鍰，以遏阻走私行為」之共識，並「維護我國農業生產環境及整體經濟發展，並免影響農業產銷秩序、農業收益及動植物疫病立方治」，提出懲治走私條例修正草案，於草案中「全面提高相關走私行為之罰金額度」。惟此次的修正，僅將相關的罰金金額予以提高，其餘就法定刑度及犯罪構成要件等，均未加以修正。實則，舊法中的第九條由於法定刑相較於第十條之過低，以致產生與第十條在競合適用上的扞格，草案中卻未見修正。就此實有在立法時併予修正之必要。除此之外，綜觀修正草案之內容，約有以下幾點值得再予斟酌：
二、罰金的提高須配合法定刑一併調整
草案中僅就罰金額度加以提高，對於自由刑的則未見加以修正。觀其目的應係認為舊法對身體自由拘禁的自由刑，刑度上已符合「比例原則」的要求，故僅就財產加以重罰為已足。而如此對在求取財產上利益的走私行為人而言，已足以壓縮其獲利，並對犯罪產生相當的嚇阻效力。
對此，就實證觀點而言，單純提高財產的罰金刑度其實並無法有效達成其目的。因為走私物品其整體的供需曲線在市場上仍然存在，而只有有需求的存在，就將會鼓勵行為人的鋌而走險。而單純罰金的提高只會拉高整個市場的行情，對於犯罪的遏阻無法挹注絕對性的影響。從而，實可適當地將法定最低本刑予以提高，如此配合下較可達於杜絕不法、打擊走私之立法目的。
三、第九條及第十條應予配套修正
此外，對於懲治走私條例第九條法定刑過低，以致產生與第十條在競合適用上的扞格，草案中則未見修正。按，第九條規定稽徵關員或其他依法令負責檢查之人員，明知為走私物品而「放行」或為之「銷售」或「藏匿」者，將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中行為主體之「稽徵關員或其他依法令負責檢查人員」恰為第十條之「公務員」；而所規範之「放行」與「藏匿」行為態樣，則同時亦為第十條對走私犯罪行為予以助力之「包庇」形態。因此一旦有公務員為放行或藏匿之行為，其單一之行為將同時構成第九條與第十條，而分別遭到「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及「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法定刑的宣告。
在分別成立第九條、第十條犯罪後之競合關係上，由於行為人係一行為同時觸犯成立兩個法條的規定，而兩法條之規範目的，皆為對國家經濟的平抑與物價之平衡，而為公務員走私違法行為的處罰，兩者立法目的相當；故兩者係成立刑法上的法規競合關係。而就兩者之法條結構觀之，第十條係屬普通規定，而第九條係屬特別規定，因此理論上應依據法條競合之「特別規定優先於普通規定原則」，第九條將排除第十條而為優先適用。如此在適用結果上將產生，法定刑顯然較重之第十條無法適用。立法者在法定刑上衡量之不當顯而易見。
然而，若依據最受我國法院實務於法條競合中重用之「重法優先於輕法」，此一無上萬用法則，則法定刑較重之第十條將排除較輕之第九條而優先適用
綜上所述，依據現行第九條與第十條規定，其適用上將產生第九條條文的部分內容無適用之餘地，或是適用結果的輕重失衡。而由於第九條相對於第十條，其規範行為較為具體且惡性重大，故根本解決之法，即將第九條的法定刑予以調整使其不低於第十條。
四、第十條所規範的行為主體「軍人」可予以刪除
現行刑法第十條對於「公務員」的立法解釋，係指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學理上向認為此係最廣義之公務員概念，其主要指涉政府機關與公營事業機構人員外，軍人亦涵括其中。而因為軍人概念本即包括於公務員之中，因此，草案中第十條規定依循舊法仍將公務員與軍人併列，實無必要，而應將「軍人」部分予以刪除。
此外，由於第十條認為公務員對於走私各罪為包庇行為，者須特別規定刑罰，且係重罰罰之，而其所係採取統一式的法定刑而為規定。立法技術上不若刑法於妨害風化罪章（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及鴉片罪章（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中，以「公務員包庇他人犯本章各條之罪者，依各該條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之方式來得妥適，因此建議於此亦可一併修正。
五、修正之再建議－代結語
除前述通案之將「罰金的提高須配合法定刑一併調整」及就第十條刪除「軍人」規定，並配合現行刑法已有之規範方式，而統一以修正構成要件的方式等之建議外，就前述第九條與第十條因法定刑於立法時衡量不當所產生的衝突，建議可以採行以下的立法方式加以解決：
（一）將第九條的法定刑提高，並同時於第十條中明文排除第九條的適用。如此可在法定刑的均衡與競合的適用上得到平衡。
（二）亦可刪除第九條的規定，移於第十條中另立一項予以規定，同時將增立的本項其法定刑予以提高。
懲治走私條例修正草案綜合評析
作者游明得
發布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