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塑越南河靜鋼鐵廠被指稱排放汙水致魚群大量死亡，遭越南政府求償５億美元，合新台幣１６１億元，對此台塑表示將悉數賠償，對越南民眾損失負責，也要向承包商求償。河靜鋼鐵廠是台塑、中鋼、日本ＪＥＦ合作投資，總投資額已逾百億美元，台塑及中鋼分持７０％及２５％的股權，是越南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ＦＤＩ），汙染事件一再引起當地抗議，更讓越南輿論轉往檢討政府投資政策。外界認為，該事件是政府推行新南向政策的警訊，而外交部則表示純屬獨立事件，並呼籲台商企業應遵守當地環保法規，勇於承擔企業社會責任，以免損害我國家整體形象。
然一個負責的政府在擘畫藍圖之外，應該以維護全民福祉為依歸，不應只處理容易的部分，將困難留給個別廠商。施政的怠惰，讓外國認為台商可欺，長遠將不利台灣對外投資及貿易。台商卻步，當然對積極籌畫中的新南向政策至為不利。
台灣在東南亞直接投資由來已久，１９８０年代開始，台灣面臨勞工供給不足、工資水準上漲等問題，台商開始將生產線外移東南亞，尋求廉價勞動力，因此早期對東南亞投資是以製造業加工出口為主，主要投資於印尼、泰國、馬來西亞和越南等地；直至１９９０年開放對大陸投資，中國大陸逐漸超越東南亞各國，成為最大投資對象，而東南亞仍是台商重要生產基地。
近年來，隨著東協區域整合並積極開放市場，對東南亞的投資逐漸轉向內需，吸引大企業前往設廠，如前述河靜鋼鐵廠。有些廠商的投資是尋求本國缺乏的商機，如金融業大舉投資新加坡。這股熱潮在２０１２年達到高峰，我對東協直接投資金額創歷史新高。其中新加坡逐漸成為世界金融中心以及東協門戶，尤其吸引我國金融服務業前往進駐。目前該國居台灣對外投資第二高，截至本（105）年４月底已達１１１億２百萬美元。
然而，東協國家除新加坡外均尚處於中低度發展，且發展程度相差甚大；東協內貿易雖已落實零關稅目標，外人投資仍多有障礙。各國歷史背景、宗教文化、自然資源、地理環境差異甚遠，政治環境、行政組織、投資限制各有不同，語言也有很大分歧──目前主要語言有緬甸語、越南語、馬來語、菲律賓語、粵語、印尼語、寮國語、泰國語、柬埔寨語和英語，培養人才費時。
另一個存在已久的社會風險，是許多東協國家有排華歷史，如印尼、馬來西亞、越南等。一旦排華，只要是華人，無論來自星馬、台灣或中國大陸，都是仇恨對象，台商時被波及，造成生命財產的嚴重損失。近年南海情勢緊張，各國經濟成長果實分配不均，勞資關係緊繃，演變成前年越南「五一三排華暴動」，台商損失非常嚴重，甚至超過中國大陸。需要提醒的是，四年之間讓東南亞成為台灣內需市場的延伸，非常不容易。
再者，東南亞許多國家以人治為主，權力更迭則政策翻轉，政治風險不低。以台塑越南投資案來說，除近期罰款之外，早前亦被要求補稅７千萬美元，另因官方審批作業未完成必須延後啟用，種種障礙被疑為甫上任的新總理無意繼續過去的「拚經濟」路線，改強調「社會穩定」；無獨有偶，本月初世界石油巨頭沙烏地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Ａｒａｍｃｏ）也因為找不到合適的本地合作公司，宣布放棄仁會經濟特區煉油廠聯合開發計畫。政策缺乏持續性，加上官僚體系透明度不足，行政效率不佳，以及法規繁雜，大額投資缺乏保障，遑論中小企業。
另外，東南亞國家許多國家基礎建設不足，是基本建設業進軍的機會，但我國卻沒有整體的規劃。日本、南韓和中國大陸在此方面深耕已久，以政府對政府的方式投資或採購，協助多國建造鐵路、鋪設道路、建設電廠及供水系統、架構網路等。據亞洲開發銀行估計，２０１０至２０２０年涉「一帶一路」的基建投融資需求達４至６兆美元，香港整合相關業者成立「基建融資促進辦公室」搶食商機，相較之下台灣政府沒有實際的整合政策，而號稱不講空話的「新南向政策辦公室」成立後僅提出了願景和目標，沒有看到實際推動的動作。
不過，在所有南向投資的風險中，影響最深的當是執政黨本身意識形態帶來的政治風險。由於蔡英文總統拒絕承認九二共識，５２０後大陸已暫停與台灣對話，近日海軍誤射雄三飛彈，兩岸緊張情勢持續升高，不利於台灣與東南亞諸國往來。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已簽定《亞太貿易協定》及《中國－東協投資協議》，也是印度第一大貿易夥伴，又有「一帶一路」、「亞投行」等計畫緊密連結，我國僅與新加坡簽署《台星經濟夥伴協定》、與ＲＣＥＰ１６個會員國中的５國簽有租稅協議，加入ＲＣＥＰ則長期處於研議之中。對東南亞國家而言，如果兩岸情勢惡化迫使其在台灣和中國大陸做出選擇，為了維持自身利益，很可能會優先選擇與中國大陸往來。
２０１６年東協經濟共同體（ＡＥＣ）正式啟動，１０個成員國消除關稅障礙，成為一個６億人口的經濟體，挾天然資源、勞動人口優勢，全力向前追趕成長，也與經濟、文化等方面聯繫緊密的中國大陸、日本、韓國組成「東協加三」合作機制，打造東亞自由貿易區。這樣的商機許多台商看到了，也積極進入市場，但對非東協加三成員的外國投資者或貿易商而言，東亞自由貿易區的整合意味著進入障礙，只能依靠母國政府協助克服。
據越南計劃投資部統計，今年上半年外商加碼投資越南，外人直接投資（ＦＤＩ）金額前三名分別是南韓、日本和新加坡，南韓維持第一名，投資金額達３９．９億美元，占３５％，日本與新加坡分別為１２．３億美元和１１．３億美元，各占約１０％。我國主要競爭對手已在政府鋪路之下，積極布局東南亞新興市場，《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也已進入第三輪談判，台灣加入區域經濟整合顯具重要性與急迫性，「更緊密及多元化的經貿夥伴關係」亟需政府具體作為。
新南向政策固然是一種方向，但能不能成功，還是需要蔡英文政府能正視投資障礙，調整涉外政策方向，盡速解決問題，盡其所能讓台商能與他國競爭對手在國際市場上競爭時，站在平等的起跑點上，並積極解決爭端，成為台商的後盾。
更重要的是，政府不應代替廠商做投資地點的選擇，和其他任何投資決策，應尊重廠商自由選擇。政府可以做好誘因體系，以務實出發，幫台商解決問題，協助台商在東協發展，但若因此就認為東協可以替代大陸市場，成為台灣內需市場的延伸，恐怕就失之天真了。
(本文發表於2016年7月11日中央網路報)
然一個負責的政府在擘畫藍圖之外，應該以維護全民福祉為依歸，不應只處理容易的部分，將困難留給個別廠商。施政的怠惰，讓外國認為台商可欺，長遠將不利台灣對外投資及貿易。台商卻步，當然對積極籌畫中的新南向政策至為不利。
台灣在東南亞直接投資由來已久，１９８０年代開始，台灣面臨勞工供給不足、工資水準上漲等問題，台商開始將生產線外移東南亞，尋求廉價勞動力，因此早期對東南亞投資是以製造業加工出口為主，主要投資於印尼、泰國、馬來西亞和越南等地；直至１９９０年開放對大陸投資，中國大陸逐漸超越東南亞各國，成為最大投資對象，而東南亞仍是台商重要生產基地。
近年來，隨著東協區域整合並積極開放市場，對東南亞的投資逐漸轉向內需，吸引大企業前往設廠，如前述河靜鋼鐵廠。有些廠商的投資是尋求本國缺乏的商機，如金融業大舉投資新加坡。這股熱潮在２０１２年達到高峰，我對東協直接投資金額創歷史新高。其中新加坡逐漸成為世界金融中心以及東協門戶，尤其吸引我國金融服務業前往進駐。目前該國居台灣對外投資第二高，截至本（105）年４月底已達１１１億２百萬美元。
然而，東協國家除新加坡外均尚處於中低度發展，且發展程度相差甚大；東協內貿易雖已落實零關稅目標，外人投資仍多有障礙。各國歷史背景、宗教文化、自然資源、地理環境差異甚遠，政治環境、行政組織、投資限制各有不同，語言也有很大分歧──目前主要語言有緬甸語、越南語、馬來語、菲律賓語、粵語、印尼語、寮國語、泰國語、柬埔寨語和英語，培養人才費時。
另一個存在已久的社會風險，是許多東協國家有排華歷史，如印尼、馬來西亞、越南等。一旦排華，只要是華人，無論來自星馬、台灣或中國大陸，都是仇恨對象，台商時被波及，造成生命財產的嚴重損失。近年南海情勢緊張，各國經濟成長果實分配不均，勞資關係緊繃，演變成前年越南「五一三排華暴動」，台商損失非常嚴重，甚至超過中國大陸。需要提醒的是，四年之間讓東南亞成為台灣內需市場的延伸，非常不容易。
再者，東南亞許多國家以人治為主，權力更迭則政策翻轉，政治風險不低。以台塑越南投資案來說，除近期罰款之外，早前亦被要求補稅７千萬美元，另因官方審批作業未完成必須延後啟用，種種障礙被疑為甫上任的新總理無意繼續過去的「拚經濟」路線，改強調「社會穩定」；無獨有偶，本月初世界石油巨頭沙烏地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Ａｒａｍｃｏ）也因為找不到合適的本地合作公司，宣布放棄仁會經濟特區煉油廠聯合開發計畫。政策缺乏持續性，加上官僚體系透明度不足，行政效率不佳，以及法規繁雜，大額投資缺乏保障，遑論中小企業。
另外，東南亞國家許多國家基礎建設不足，是基本建設業進軍的機會，但我國卻沒有整體的規劃。日本、南韓和中國大陸在此方面深耕已久，以政府對政府的方式投資或採購，協助多國建造鐵路、鋪設道路、建設電廠及供水系統、架構網路等。據亞洲開發銀行估計，２０１０至２０２０年涉「一帶一路」的基建投融資需求達４至６兆美元，香港整合相關業者成立「基建融資促進辦公室」搶食商機，相較之下台灣政府沒有實際的整合政策，而號稱不講空話的「新南向政策辦公室」成立後僅提出了願景和目標，沒有看到實際推動的動作。
不過，在所有南向投資的風險中，影響最深的當是執政黨本身意識形態帶來的政治風險。由於蔡英文總統拒絕承認九二共識，５２０後大陸已暫停與台灣對話，近日海軍誤射雄三飛彈，兩岸緊張情勢持續升高，不利於台灣與東南亞諸國往來。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已簽定《亞太貿易協定》及《中國－東協投資協議》，也是印度第一大貿易夥伴，又有「一帶一路」、「亞投行」等計畫緊密連結，我國僅與新加坡簽署《台星經濟夥伴協定》、與ＲＣＥＰ１６個會員國中的５國簽有租稅協議，加入ＲＣＥＰ則長期處於研議之中。對東南亞國家而言，如果兩岸情勢惡化迫使其在台灣和中國大陸做出選擇，為了維持自身利益，很可能會優先選擇與中國大陸往來。
２０１６年東協經濟共同體（ＡＥＣ）正式啟動，１０個成員國消除關稅障礙，成為一個６億人口的經濟體，挾天然資源、勞動人口優勢，全力向前追趕成長，也與經濟、文化等方面聯繫緊密的中國大陸、日本、韓國組成「東協加三」合作機制，打造東亞自由貿易區。這樣的商機許多台商看到了，也積極進入市場，但對非東協加三成員的外國投資者或貿易商而言，東亞自由貿易區的整合意味著進入障礙，只能依靠母國政府協助克服。
據越南計劃投資部統計，今年上半年外商加碼投資越南，外人直接投資（ＦＤＩ）金額前三名分別是南韓、日本和新加坡，南韓維持第一名，投資金額達３９．９億美元，占３５％，日本與新加坡分別為１２．３億美元和１１．３億美元，各占約１０％。我國主要競爭對手已在政府鋪路之下，積極布局東南亞新興市場，《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也已進入第三輪談判，台灣加入區域經濟整合顯具重要性與急迫性，「更緊密及多元化的經貿夥伴關係」亟需政府具體作為。
新南向政策固然是一種方向，但能不能成功，還是需要蔡英文政府能正視投資障礙，調整涉外政策方向，盡速解決問題，盡其所能讓台商能與他國競爭對手在國際市場上競爭時，站在平等的起跑點上，並積極解決爭端，成為台商的後盾。
更重要的是，政府不應代替廠商做投資地點的選擇，和其他任何投資決策，應尊重廠商自由選擇。政府可以做好誘因體系，以務實出發，幫台商解決問題，協助台商在東協發展，但若因此就認為東協可以替代大陸市場，成為台灣內需市場的延伸，恐怕就失之天真了。
(本文發表於2016年7月11日中央網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