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年總統大選無論誰勝出，由於全球經貿環境已發生重大變化，新政府勢需面對區域經濟整合的嚴峻挑戰。台塑董事長王永慶、中研院院長李遠哲與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元月中聯名刊登「我們對總統大選的沈重表白」廣告，強調我們應「妥善因應國際新經濟情勢」，指的應就是此一挑戰。
貳、分析
一、區域經濟整合之影響
今年元月一日，中國大陸與香港的「更緊密經貿夥伴關係安排（CEPA）」、與東協的「提早收穫計畫」，美國與新加坡的自由貿易協定、與智利的雙邊自由化措施，皆開始生效。截至去年十月底，全球簽訂的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已近二百個，加上進行中的更高達三百個。在亞洲，日本、南韓、中國大陸已著手推動經濟整合，東協計畫在二○一○成立自由貿易區，東協加三（中國大陸、日本、韓國）的東亞自由貿易區也在醞釀中。在歐洲，歐盟成員國將更廣、整合程度將更深；在美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致力於納入中南美洲，組成美洲自由貿易區。面對全球區域經濟整合的威脅，台灣若無法加入區域自由貿易區，或與更多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在全球經貿版圖中恐將面對迅速被邊緣化的威脅。面對此一挑戰，前述「表白」中主張的「儘速建構一個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裨益雙方經貿直接而雙向的往來」，應係新政府必須正視的核心議題。
為何台灣遲遲無法與其他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或者被排除參與東亞自由貿易區的機會？原因很簡單：中國大陸杯葛。過去、現在台灣外交受挫，問題出在中國大陸；後冷戰時代雖然以經貿取代了軍備競賽，但是政治仍係影響經貿關係的一隻黑手。若不根本解決此一政治問題，將不利於台灣被納入區域經濟整合之中，或是與他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二、兩岸經貿互補互利
事實顯示，中國大陸在台灣對外經貿關係中扮演相當關鍵性之角色。西元二○○一年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已佔出口總額的18%，中國大陸於二○○一年十一月取代美國成為台灣最大出口市場，台灣則是中國大陸第二大進口市場（始於一九九三年）、第三大貿易伙伴（始於一九九三年）。在投資方面，依據中國雜社調查，台商在中國大陸的累計投資已超過一千億美金，二○○○年對中國大陸投資占台灣對外投資金額一半以上，二○○一年更超過63%。就貿易順差而言，西元二○○○年、二○○一年與二○○二年台灣對中國大陸分別有199.2、181.6、251.1億美元順差，但台灣對全球貿易總順差則分別只有83.1、156.6、180.8億美元。換言之，沒有對中國大陸的鉅額順差，台灣對外貿易將呈現逆差。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以西元二○○一年為例，當年外貿順差對台灣經濟成長貢獻度為2.33%，而對中國大陸順差之成長貢獻度則為3.26%，略低於當年台灣經濟成長率的3.54%，兩岸貿易對台灣經濟成長之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根據上述相關數據，兩岸貿易對台灣維持貿易順差與經濟成長，皆有重要貢獻。此外，根據高孔廉教授之分析，台商對中國大陸的投資不但有助於提供傳產第二春、促進對中國大陸出口與資金回流、減緩台灣地區就業壓力、部分台商投資之盈餘成為母公司盈餘的重要來源，對中國大陸也有很大的貢獻。由於台商以外銷為主，是以能為中國大陸創造外匯、提供大量就業機會、增加中國大陸政府稅收，並促成中國大陸企業的改革。以二○○二年為例，雖然台灣對中國大陸享有大幅順差，然而台灣對中國大陸出口的相關上游原料、零件及設備，在加工後其對美日的貿易順差也高達一千億美金，此足以說明兩岸貿易係屬互補互利。
三、兩岸政治關係持續對立
在兩岸經貿持續迅速發展的同時，兩岸政治關係卻是一籌莫展，陷入僵局。兩岸於西元一九九二年十月底展開協商，在達成「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共識後，正式啟動辜汪會談。惟一九九五年李登輝前總統康乃爾之行後，此一共識不復存在。李登輝先生於一九九九年提出「特殊兩國論」，更讓兩岸關係陷入谷底。陳水扁總統就職時雖提出「四不一沒有」，然其於二○○二年八月提出的「一邊一國論」，則導致兩岸關係進一步惡化。對中國大陸而言，台灣正透過「去中國化」，逐步推動獨立，而這正是中國大陸絕對無法忍受之挑戰。
就中國大陸對台政策而言，「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係其基調。其主張之「一個中國」，係指「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中國的主權與領土不容分割」。惟中國大陸在西元二○○○年八月提出「新三段論」：「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與中國大陸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與領土不容分割」，此顯示其已經認識到必須以平等立場處理兩岸關係。雖然如此，中國大陸仍未放棄「一國兩制」此一企圖消滅中華民國的政策。由於此政策無法獲得絕大多數台灣地區人民與政黨的認同，中國大陸若堅持以之解決台灣問題，勢必只會讓兩岸關係持續對立，無助於建立政治和解的機制。
四、建立兩岸經濟共治機制
隨著兩岸經貿關係的日趨密切，以及區域經濟整合的全面開展，兩岸實有必要建立經濟共治機制，以創造互惠互利的經貿關係。問題是：如何建立經濟共治機制？
博丹（Jean Bodin）在一五七六年創造了主權（sovereignty）的概念，將對貨幣、信用與財政政策的控制力視為民族國家的三大支柱。惟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指出，民族國家對貨幣的控制一向不穩固，要到一九七三年美國開始讓美元匯率浮動，民族國家才獲得完整的貨幣與財政自主權。雖然如此，第二次大戰以後，由於面對內外在的壓力，民族國家的發展也面臨巨大挑戰。就外在壓力而言，經濟全球化已使許多國家無法有效掌握經濟活動，無力管制國際資本流動。歐盟的出現，更象徵國家必須放棄部分主權（如貨幣發行、關稅等），以實現各國的共同利益。彼得．杜拉克雖然認為民族國家能克服經濟全球化與資訊革命的衝擊，但無論在國內財政與貨幣政策、對外經濟政策或對跨國企業管制方面，民族國家之政策均將面臨重大改變。換言之，自由化將是民族國家必須接受之方向，各國政府惟有大幅減少外匯、貨幣、貿易等管制措施，方能因應全球化與自由化之挑戰。
如前所述，區域經濟整合已全面展開，不但英、法、德等國願意放下過去恩怨與仇恨，放棄部分主權，攜手打造互惠互利的歐盟；中、日、韓與東協之間，也基於經濟共同利益，願意一笑泯恩仇，致力於推動東亞自由貿易區。凡此皆顯示傳統主權國家的內涵已出現動搖，類似貨幣、關稅這些傳統被視為主權重要象徵的內容，皆可以基於經濟的利益，轉移給區域經濟整合體此一跨國機制，進行經濟共治。
如法德、中日之間都能放下仇恨，推動經濟整合，同屬華人社會的兩岸又有何理由不能進行經濟整合？兩岸經濟交流以來所有數據皆顯示，兩岸經貿是互賴、互惠、互利、互補的。惟由於政治上的對峙與僵局，致使經貿關係無法進一步整合，為雙方創造更有利的經濟成果。為突破此一困境，兩岸當局實有必要立即坐下來，好好研究應如何推動兩岸的經濟整合。當然我們也不要一廂情願認為兩岸可以立即建立類似歐盟此種經濟整合機制。在實現此一目標前，我們當然應該循序漸進、按步就班，從建立兩岸自由貿易區開始，進而建立共同市場、經濟聯盟，以致建立經濟整合機制。
中國大陸的分裂，是歷史的悲劇；兩岸並存於國際社會，也是現實的無奈。一九四九年以來，兩岸關係如同兩條平行線，互不交集；在「兩國論」與「一邊一國論」出現後，中國大陸深恐台灣這條線會不斷外移，導致永遠分裂，其對台灣之文攻武嚇也就從未間斷，其針對台灣部署之飛彈也持續增加中。然而中國大陸此一舉措反而激化了兩岸的關係，不利於兩岸政治和解。
大前研一所主張的「中華聯邦」，其實指的是「中華國協」。國協是由主權國家所組成的鬆散政治聯盟，權力屬於加盟共和國，中央政府權力十分有限。如中國大陸能接受國協的主張，兩條平行線就算無法立即合而為一，起碼不會益行益遠。至於兩條線未來能否交集，則端視雙方政經體制是否朝相同方向發展。如中國大陸能以更彈性方式定義「一個中國」的內涵，無論是建立經濟整合或國協，從長遠而論，兩岸均將互蒙其利。若中國大陸不能接受國協，只要經濟整合得以實現，對於兩岸未來的政治整合，應也能扮演催化之角色。
為建構兩岸經濟共治的機制，首需創造基本的政治互信機制，進行政治和解。在「一中各表」基礎上，雙方首應簽訂停戰協議與和平協議，將台海化為非軍事區﹔中國大陸撤除對台飛彈，台灣也要保證不推動台獨。在政治和解的基礎建立後，雙方首應依WTO相關規範進行經貿交流，並全面推動三通。其次，雙方應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建立「兩岸自由貿易區」，消除關稅與非關稅障礙。第三步則是建立「兩岸共同市場」，允許資金、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自由移動。第四步則是建立「兩岸經濟聯盟」，採取一致的外匯、財政與貨幣等政策。第五步則是建立「中華聯盟」，採行統一貨幣，並設立兩岸議會協調相關政策，兩岸經濟共治至此得以實現。
參、結論
兩岸要建立經濟共治，根據前述分析，顯非一蹴可及。惟只要雙方基於共同利益，願意捐棄成見，要建立類似歐盟的經濟共治機制，所需時間絕對會少於建立歐盟所耗費的時間。一旦中國大陸、台灣與港、澳能透過經濟整合建立經濟共治機制，其所創造出來的經濟力量，不但將使華人經濟圈之實力與歐盟、美洲自由貿易區並駕齊驅，也將為未來華人社會的政治整合打下互利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