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們要弄清楚，所謂社教各館，其實只是一種方便，因為它們都是社教司在行政上主管的業務。當然，它們都負有相當的大眾教育的任務，可是只要對博物館等略有接觸，就可知道博物館，尤其是國立的博物館，其任務是多方面的，特別在學術研究方面，它們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性。西方進步的國家，大都用博物館做為國家文化的標竿與櫥窗。所以首都的核心部位，與政治權力象徵最接近的公共空間，就是國立博物館的所在地。
也就是這個緣故，法國巴黎重要的當代博物館建設，都是總統直接拍板的。美國華府國會大廈的前面，是著名的史密生機構的博物館群。倫敦有南安普頓區的博物館群，柏林有中心區的博物館島，維也納皇宮區的文化建築群，都顯示出他們把博物館視為國家文明進步的象徵。社會教育不過是其衍生的任務而已。
三十年前，台灣開始推動文化建設，在學者們的呼籲下，教育部正式提出國立博物館的建設計畫，就是參考了博物館在西方國家的精神生活領域的崇高地位。所以嗣後逐步興建的幾座博物館不論在規模上，建設目標上，在當時政府領導人的支持下，取法乎上，希望突破南海學園那個小框框，建立國家進步的新形象。事實上，即使是行政院的三級機構，仍不免要視部長的態度而定，不能有充份發展的自由。好在當時的幾位部長都能尊重任事者的判斷，才能順利完成建設。嚴格說來，研考會早先提出的國立博物館的法人化，是正確的發展方向。可惜的是在實際推行的立法過程中，法人的組織體系未經詳細思考，而政府又未保證經費的支持，使各館視為畏途而群起反對。政府為何不順此方向，依英、美慣例，合理的修改立法草案，多加宣導，使博物館成為獨立自主的文化機構，實令人費解。為何想到降為四級機構的下策呢？
降為四級機構有甚麼好處？其實只有一個，便利教育部指揮而已。在過去，因為三級機構尚有組織條例的保護，教育部很難為所欲為，降級之後，部會首長有甚麼想法，只要命令司長照辦就可以了。
研考會怎會出這樣的主意？照理說，他們是組織合理化的推動者，怎會把文化機構當成行政機關管理呢？我猜想這可能是中正紀念堂降級為民主紀念館的連鎖反應。政府發現為了意識形態的衝突，要改變中正紀念堂是很不容易的，因為它有條例的保護。教育部為了全面控制，想出了這個辦法，可以躲過立法院的反對而自由行事。為了政治的理由，也顧不得博物館的死活了。
現代民主國家有一個不成文的原則，即政治不干與文化與教育。所以英國對國立大學，如牛津與劍穚，只負擔經費，不干與學校的管理。對於文化機構亦然，政府只支付經費，不派任館長。為了避免政治的干與，乃設計了一個中介機構來放發經費，這就是有名的「一臂之隔」或稱「臂距」原則。若干年前，台灣雖沒有這樣的原則，部會首長們大體上認識這種精神的重要，盡量幫忙而少插手，那像今天，為了執行部長意志的方便，文化機構的首長被隨意調換？有人說，簡直被視為思想整肅的打手了！
所以自三級降為四級機構所造成的問題，不只是博物館人才流失的可能性，或對某些行政人員的不公。我相信在人事上影響最大的，是博物館的領導階層，由於地位降低，真正在學術上有地位、有理想的人就與文化機構絕緣了。誰願意在失去自主性，受上級頤指氣使的機構當主管呢？反過來說，部長們可能很高興指派一些聽話的公務員去當官呢！如果降級真正成為事實，文化的獨立性就完全失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