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南韓新任總統李明博因為美國牛肉開放政策，導致民意支持度急遽下滑，甚至造成百萬民眾上街抗議，並且創下韓國總統民選以來支持率下滑最快的紀錄。一項牛肉開放政策，幾乎顛覆了這位CEO總統的統治正當性！李明博的處境，不斷的被台灣媒體放大，甚至拿來與剛完成二次政黨輪替的台灣新政府作對照。由於原物料不斷的上漲，再加上股市慘跌、腸病毒蔓延，以及中南部淹水等，新政府的民意支持度在媒體的推波助攔下，也產生了大幅下滑的南韓效應，甚至在某家媒體的民調中滿意度還落後於不滿意。值得欣慰的是，台灣經濟體質不差、民間社會（如新社會運動）仍在觀望，且零星的勞工運動（如遠航事件）亦在控制當中，尚不足以撼動新政府的統治威信。然而以南韓的反美國牛肉示威與舊政府時期的倒扁運動為殷鑑，防患於未然，並進一步挽救民眾的信心、預防社會運動對政府施政造成衝擊，以及重建通膨時代的社會新秩序等，已是目前新政府最迫切的課題之一。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就屬社會運動，例如過去激烈的520農民運動，就曾對當時的社會及執政的政府造成巨大的壓力。
貳、問題分析與說明
70年代以後，以生態保護、人權保障、婦女權益等議題為主的新社會運動，逐漸凌駕傳統的勞工運動與民族主義動員，進而成為新興的政治衝突來源。因此，討論如何減緩社會運動對政府施政所造成的衝擊，除了關注原有的勞工運動外，亦不能忽略如野火燎原般的新社會運動。
新社會運動難以界定範圍及明確的給予定義，但有幾個明顯的特徵，包括來自民間社會的力量、去中心化(decentralizing)、廣義的利益團體（如反核四運動、原住民運動、無殼蝸牛運動、身心障礙者運動、罕見疾病、婦女與兒童權益保障運動等），以及各種訴諸「社會力」、「反支配性格」的運動等，都常被歸類為新社會運動。
目前勞工的團結權、協商權與爭議權分別受到《工會法》、《團體協約法》，以及《勞資爭議處理法》的保障，而集會遊行更是人民的基本權利，在全世界所有的民主國家中，執政者是無法剝奪、也不能阻止社會運動的產生！因此，執政者不應該站在社會運動的對立面，但也不需要向所有的運動妥協，尤其是牽涉到資源的競逐與分配的社會運動，執政者應以追求全民的最大利益為依歸，而非僅以選票的效果作為因應的標準。不論是哪一種類型的社會運動，規模、影響力皆有大有小，端賴該運動所蓄積的社會能量。然而一旦忽視，或未及時處置，日後恐將造成更大的挑戰。底下將針對新社會運動提出因應對策，期望能夠減緩社會運動對政府施政所造成的衝擊。
參、政策主張及建議
「改變、改變，再改變」是政府面對社運團體挑戰的唯一法則，具體的操作概念建議如下：
一、以溝通代替對抗
有效的溝通是執政者為自我政策辯護的最佳武器。近代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曾提出溝通行動理論與「理想言談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的概念，企圖透過理性(rationality)溝通，進而重建一個未被扭曲破壞的溝通，並破除阻礙彼此溝通的障礙物。因此，政府應試著與各種新社會運動進行「對話」，並營造一個理性、理想的溝通情境，以溝通代替對抗，以「對話」代替衝突，逐步降低彼此對立的氛圍(climate)。
二、瞭解→認同→反省→改革
「設身處地」的為社運團體著想，是政府進入溝通程序後的重要準則。由於新興的社會運動往往結合草根力量、在地發聲。因此，「設身處地」成為政府與社運團體確保溝通程序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而「設身處地」是為了「瞭解」在地的需求，進而「認同」在地的理念，唯有政府「瞭解」並「認同」社運團體的主張與在地文化，雙方才能營造一個「理想言談情境」，進而透過對話「反省」政策的正當性、可行性及周延性。倘若發現政策錯誤或行政程序窒礙難行，更應該適時提出配套措施、替代方案或其他「改革」計畫。相對的，如透過「瞭解」與「認同」的過程，進而證明政策的原則是正確的，就應該以「瞭解→認同→折衝→替代方案」代替「瞭解→認同→反省→改革」，對民眾進行安撫、說服與再教育。
三、政策思維去中心化
因應社運團體「反集權」、「去中心化」思維所帶來的衝擊，政府決策模式「由下而上」是唯一的選擇。避免因自身背景、知識水準、階級及生活環境等因素干擾決策的品質，應將傾聽、重視差異化、公民自決等概念融入決策中參考，甚至透過政策評估、民調、實地參訪等方式試探民眾的滿意程度，或是鼓勵在地團體參與政策制訂及事後評估工作，務求決策思維是「由下而上」，並儘量貼近在地民眾的需求。再者，「在地化」絕對不等同於「下鄉」或「Long Stay」，而應該是一種深層的、「設身處地」的感同身受，如此形成的決策才是真正的「由下而上」，也才能去除「南 ∕ 北」、「城 ∕ 鄉」、「外來 ∕ 本土」、「本省 ∕ 外省」的二元符號對立，進而「去中心化」，落實公共政策的本質意涵。
四、資源分配的合理性，以及決策的一致性
有限資源的「公平」分配更甚於資源的「平等」分配。政府在提供任何服務、津貼與補助時，應思考資源的有限性，並以公平、正義、需求為原則，而非齊頭式的平等。並且對於所有競逐有限資源的各個社運團體，政府亦應秉持資源的合理分配，確保所有社運團體不分黨派、立場皆有相同的機會，而非獨厚某些特定人口或團體。此外，政府的政策也應力求前後一致性，避免因政策搖擺而讓民眾無所適從。
〈本文謹代表作者個人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