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輿論主張，各縣市應比照中央作法，以地方超徵稅收普發現金予民。此類主張雖看似回應民意，但在制度層面卻混淆了中央與地方財政職能的分工，忽視公平性與政策的長遠可行性。
放眼國際，制度化普發均由中央主導
多數普發現金政策來自中央政府主導，而非地方零散執行。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期間與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聯邦政府皆透過 IRS（國稅局）依據納稅資料直接撥款，發放經濟刺激支票，配有臨時法案與預算審查機制。新加坡從2008年起推出“成長紅利”(Growth Dividends)，將財政盈餘回饋公民，由中央制度化發放，與醫療、住房等社會支持措施整合執行。南韓2025年則由中央推動總額超過10兆韓元的現金券或消費券方案，凡合資格國民可獲150,000至520,000韓元的消費券，實施由中央規劃、地方配合執行，目標為穩定內需及扶植高風險產業。這些案例共同顯示：普發若要有效運作，多數都是建立在中央統籌、條件明確與制度一致的基礎上。
地方條件不一，難以比照中央操作
中央與地方在財政結構和功能上本就有所不同。中央擁有較多元的稅收來源（如所得稅、營業稅、貨物稅），並具備跨年度資源調度與國家整體戰略規劃能力；相較之下，地方政府的財源主要依賴中央統籌分配與補助，自有財源（如地價稅、房屋稅）受限於稅基規模與地區經濟條件，無論財源規模或使用彈性皆與中央層級不同。地方推動普發現金，不僅可能擴大區域間財政落差，也容易導致執行與資源調配上的混亂。
面對不確定局勢，儘速提出配套措施，勿繼續政治對立
當前台灣仍面臨出口市場波動、對美關稅談判未明，且新台幣升值對產業已產生實質成本壓力。在此情況下，普發現金作為振興政策的一環，應由具備整體調度能力的中央政府統籌推動，並結合完整制度設計與政策目標連動，如穩定消費、提振市場信心。同時，也須規劃配套措施，例如針對匯率衝擊之短期支援，為企業提供即時紓困，而非僅以政治口號安撫民意。
（本文曾刊登於 114.08.01 中國時報海納百川）
放眼國際，制度化普發均由中央主導
多數普發現金政策來自中央政府主導，而非地方零散執行。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期間與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聯邦政府皆透過 IRS（國稅局）依據納稅資料直接撥款，發放經濟刺激支票，配有臨時法案與預算審查機制。新加坡從2008年起推出“成長紅利”(Growth Dividends)，將財政盈餘回饋公民，由中央制度化發放，與醫療、住房等社會支持措施整合執行。南韓2025年則由中央推動總額超過10兆韓元的現金券或消費券方案，凡合資格國民可獲150,000至520,000韓元的消費券，實施由中央規劃、地方配合執行，目標為穩定內需及扶植高風險產業。這些案例共同顯示：普發若要有效運作，多數都是建立在中央統籌、條件明確與制度一致的基礎上。
地方條件不一，難以比照中央操作
中央與地方在財政結構和功能上本就有所不同。中央擁有較多元的稅收來源（如所得稅、營業稅、貨物稅），並具備跨年度資源調度與國家整體戰略規劃能力；相較之下，地方政府的財源主要依賴中央統籌分配與補助，自有財源（如地價稅、房屋稅）受限於稅基規模與地區經濟條件，無論財源規模或使用彈性皆與中央層級不同。地方推動普發現金，不僅可能擴大區域間財政落差，也容易導致執行與資源調配上的混亂。
面對不確定局勢，儘速提出配套措施，勿繼續政治對立
當前台灣仍面臨出口市場波動、對美關稅談判未明，且新台幣升值對產業已產生實質成本壓力。在此情況下，普發現金作為振興政策的一環，應由具備整體調度能力的中央政府統籌推動，並結合完整制度設計與政策目標連動，如穩定消費、提振市場信心。同時，也須規劃配套措施，例如針對匯率衝擊之短期支援，為企業提供即時紓困，而非僅以政治口號安撫民意。
（本文曾刊登於 114.08.01 中國時報海納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