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熱的夏季，驚傳台大教授慘遭減刑更生人痛打傷亡的悲劇，人神共憤自然是國人第一時間所普遍共有的集體心理情結，但是，激情過後，還是留下若干值得沈思的社會人文課題。

誠然，悲劇發生的同時，任何的事後諸葛都已徒然枉費，重點是：一名台大老師的冤死，能否帶給國人更多深層的反思，否則，乍看之下的突發事件，其所可能衍生出來的將會是日後更多預期之中的人倫悲劇，就此而言，檢視單一個案背後的人文迷思，這才是應該要同時兼進的社會性工程，這其中包括：首先，當初減刑的決策機制與執行運作，有無更為精緻的論述思考，特別是當減刑被視為是一項德政的同時，有無具實地考量到行政官僚工具性層次各種配套性措施的執行能力，特別是何以聚焦在警政人力的監控、糾舉上，而非是衛政、社政、勞政等等照顧管理機制的妥適建構？連帶地，減刑出獄所引發的社會性恐慌，何以是當初減刑德政的論述思維所沒有考量到，特別是受刑人的特殊人權以及一般民眾的普遍人權，這兩者之間所可能隱含的對立衝突？就此而言，執政當局的確是欠國人一個道歉，只不過，在這裡的論述真義更是直指出來：當前台灣地區民主政治所內含的獨裁與霸權思維，並且缺乏相與對應之自律式的自重、他律式的制衡以及公民社會的制裁，這才是問題的真正癥結所在！！

事實上，即使是還原回到個別案例上，優秀老師的養成及其不幸的人身遭遇，不應該只是用來突顯凶嫌本身的殘暴，而是這種道德兩判式的突兀對比，背後皆有隱藏著盤根錯節的誘因環境，也就是說，該名台大老師關於治學與教學的自我期許，相當程度上，也正是荒謬式的對照出來該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