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的修憲，各方未能達成共識，功敗垂成；卻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修憲是國家大事，我們不能眩惑於所謂「憲法時刻」的名目，匆忙趕就一份無共識、且無法通過的修憲條文，而是仍應回到修憲的本質來思考，如何來改良吾國的憲政體制，方為正辦。
首先，是這次修憲的程序與日程，確實太趕，之所以如此匆忙，正是因為修憲公投表決，要趕著與總統大選一併舉行之故。朝野修憲之議，雖然在2014年12月間開始倡議；但各政黨內部匯集意見，以及立法院議事繁忙，實際運作的結果，卻是直至今年三月26日，立法院的修憲委員會，才召開第一次召集委員會議，決定十次修憲公聽會的召開日期。又到了五月13日，修憲委員會才又決議，於五月18日至六月8日，召開十場修憲委員會的全體委員會議，每一場會議時間是八小時。預計於六月15日，也就是立法院休會前的最後工作日，達成修憲條文草案。如此，方能在六月16日公布，也才可滿足修憲條文草案公告六個月的期限，而達到在2016年一月16日，總統選舉的同一年，同時舉行修憲公民投票複決的目標。由上列日期可看出，立法院修憲委員會，實際在修憲工程所討論的時間，只有區區八十個小時。就算加入學者專家十場公聽會（每場平均三小時餘）的博採眾議時間，也才110個小時。而修憲委員會，所登記的各政黨修憲草案議案，又有多少呢？總共有21個議案；每一議案又都各有條文若干。修憲委員會，只有80個小時的討論時間，來商討21個修憲議案的大計，每個修憲議案條文，所能分配到的時間，可想而知。這還不算，在修憲委員會中，所有不能做成結論的修憲議案，通通要送到立法院院會，經過朝野協商，才能交付表決。然而，院會的時間又有多少？朝野要協商的其他立法事項，又何其多？再加上本次修憲，各政黨立場差異很大，修憲委員會沒能達成任何一項議案的結論。立場的巨大差異，時間的急遽短缺，修憲最終破局，並不意外。也就是說，修憲的破局，除了朝野雙方「原則性問題」，無法調和之外，還有「技術性問題」，修憲討論時程安排很不合理，討論時間不足，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而這一切，無非都是出於一個目的：讓修憲的公投，與總統大選，一起綑綁進行而所致。
因此本文主張，將來不論何種性質的公民投票，包括修憲公投在內，都必須澈底和總統（立委）大選剝離開來，理由如下：
第一，公投脫離總統大選，可避免捲入選舉糾紛，避免人民情緒浮動，而誤判公投事項的嚴肅意義：讓我們開門見山，政治不可能沒有算計，修憲也不可能不考量政治利益。既然如此，應坦率承認各方對於修憲的政治算計，使修憲公投務必單獨舉行。我們應讓人民單獨對於修憲草案，進行冷靜判斷，贊成或否定修憲所蘊藏的政治利害。而不要涉入捲舉糾紛，更不要被總統候選人給左右。修憲公投，不應該成為總統候選人的造勢武器。也就是說，修憲公投事項，必須單獨讓人民檢驗，而不能與總統大選合併，讓總統候選人明修棧道（修憲公投），暗度陳倉（選舉拉票）。
論者有謂，2004、2008年，吾國都合併舉行總統大選與公投，理由是衝高公投投票率，與節省經費。實則第一個理由，正好說明利用大選，綁架公投的真正算計。毋庸諱言，2004年的公投兩案，是陳水扁的總統競選工具，開了惡例。2008年的四個公投案，也是分別綁著立委、總統大選的助選動員，逼得對手陣營動員反制，也有民眾拒領公投選票。投票率是高了，經費是節省了，卻不能發揮公投「尋求共識、定紛止爭」的效果，只是增加不同陣營彼此的嫌惡。因此，修憲公投若再度被總統或立委選舉綁架，幾乎可以斷言，修憲公投非但不能優化吾國的憲政體制，還將徒然增加政治動盪，這是吾人期期以為不可的。正所謂「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若僅以節省經費為由，卻看不到引發的不良後果，那是見樹不見林，得不償失。所以，2004與2008的選舉與公投一起舉行，乃是惡例，不可固定成憲政慣例。
第二，法國經驗顯示，公投與選舉必須分開，避免公投被政治人物操弄裹脅，而且門檻應該維持較高，以強化正當基礎：以法國為例，法國全國性公投，於1793-1958年間，就舉辦14次；1958年以後，又舉行10次。然而法國公投的歷史經驗卻相當苦澀：1802年拿破崙舉辦公投，把他的第一執政，延長為終身職；1804年拿破崙稱帝公投，五十萬大軍公投都投贊成票，然而軍隊裡根本沒舉辦公投。1851年路易拿破崙總統，先是發動政變，拘捕反對他的政治人物，然後舉辦公投，要求法國人民「維持他的權力，並且起草新憲法」；1852年，路易拿破崙再對新憲法舉辦公投，新憲法則是把總統變為皇帝。因此，法國之後的公投，一定跟總統大選澈底切開，避免再讓公投，淪為對人的崇拜。
法國全國公投與選舉切開，是1945年之後的憲政慣例，沒有任何法令明文規定。但是法國地區性公投則不然，2003年制定的地方公投法，有意補正全國公投規範的不足，它詳密規定，在下列的競選或是全國公投期間，不得舉辦地方公投：
更何況，法國的全國公投，誠然沒有制定通過的門檻；不論投票率多寡，只要開出來的有效票，贊成者多於反對者，公投議題就算通過。然而，地方公投針對此點，做了修正：必須當地選民的一半以上，參加地方公投，而且贊成票數，也須達到開出票數的一半以上，地方公投議案才算通過，是為雙重過半的門檻設計，與吾國目前的修憲公投門檻相同。發動公投的人，必須拿出嚴肅而完整的方案，激發選民熱情去投票。法國2003年科西嘉島，舉辦變更科西嘉法律地位的地方公投，投票率60.5 %，但有效票51 % 反對，所以遭到否決。十年之後，2013年，阿爾薩斯舉行將阿爾薩斯道（合數省為一道）、以及所屬的南北萊因兩省，這三個機關合併成一個單獨的阿爾薩斯地方自治單位，此三個機關議會也合併成一個單一自治議會的地方公投；結果投票率只有35 %，贊成率縱使55 %，也依然遭到否決，但法國依然沒有降低雙重過半高門檻之意。所以法國地方公投，與吾國修憲公投一樣，都是採取雙門檻的雙重過半高標準，用意就在於求取最大共識。門檻高，正當性就強，共識基礎就越穩固。法國全國公投在這一點上，確實不如地方公投來得嚴謹。
所幸法國1958年之後的十次公投，八次的投票率都過半數，正當性不容質疑。只有1988年「是否同意：讓太平洋『新克里多尼亞島』的居民，實施居民自決」，投票率36 %（贊成率79 %），以及2000年「是否同意：總統任期由七年縮短為五年」，投票率只有30 %（贊成率73 %），引發議論。尤其2000年的總統任期縮短，實際贊成的選民只有21 %，連四分之一都達不到，正當性非常低。此一改制，也造成法國總統權責不符的後果，所以得不到絕大多數的人民支持，下文還會談到。
其次，是修憲的目標。「權責相符，良能高效」，應是這次修憲的當務之急。不是說其他的修憲條款不重要，但重中之重，應該是我們政府的「決策----負責」機制。因為目前的決策—負責機制，實際上已經崩潰：總統有權無責，行政院長無權有責，立法院議事癱瘓，不是以民意席次而表決，而是以密室協商而授受。立法委員人數太少，議事時間分配不良，法律草案堆積如山，都是亟待在憲法與法律層次上改良的問題。核心方向，應讓立法院重新取得閣揆同意權，讓真正執行政務的行政首長，也能獲得民意基礎，並與民意代表保持密切互動，接受民意代表密切監督，重新建立快速而高效率的「決策—負責」聯繫。總統直選仍可保留，但閣揆由國會認可產生後，總統可由具體政務解脫出來，以全國民望所繫，（總統直接涉入政務越多，聲望就越容易折損），站在全國最高角度，思考國家定位大方向，做改革的發動引擎。行政院長則在立法院裡，直接與各黨立委接觸，折衝樽俎，調和鼎鼐，將總統的治國理念，以行政可執行、立法能接受、預算妥分配的方式，轉化為實際的政務推動。萬一行政院長執政不如人意，閣揆辭職易人，要比罷免總統，來得容易而快速符合民意，而且政局動盪也比重選總統，要小得多。
我們還可舉出兩項理由，支持立法院重新獲得閣揆同意權，並建立權責相符，良能高效的制度：
第一項理由是，為我國所仿效的法國第五共和制度，也已出現改制第六共和的呼聲；而倡議的憲政學者都主張，保留總統直選，但總理須由國會同意後任命：
其一，開創世界憲政體制新類型的法國第五共和，有它誕生的特殊軍事歷史背景，由戴高樂將軍的崇高威望，弭平法軍的叛亂，強力推動而成。時至今日，法國政壇上已經越來越難出現，如戴高樂一樣的威望崇高，魅力感人的政治領袖，來運作這套「總統直選獲勝、國會選舉獲勝、政黨內部鼎力支持、中央與地方同心」，四項條件必須同時滿足的制度
。右派薩科齊總統執政時，執政黨連續遭逢地方選舉大敗：薩科齊2007年當選總統，2008年左派即在市長選舉大勝，掌有62 % 的法國人口。2010年的道級選舉，全法25個道，左派掌有22個道。2011年省級選舉，101個省，左派掌有61個省。然而薩科齊依然不修改他得不到支持的政綱，即便黨內意見很多，也依然五年總統任期都不更換總理費雍（François Fillon），人們看不到問責與更正的決心，結果2012年敗給歐朗德。歐朗德總統上任時，掌有國會絕對多數，地方政權也與絕大多數在左派手裡，形勢相當優越。然而這樣的局面，二年後即告破滅。2014年的市長選舉，全法人口超過10000居民的都市裡，2008年打下來的509個左派城市，2014年只剩下349個；右派則由2008年的433個，增加到572個。面對敗選，歐朗德總統撤換原總理艾侯（Jean-Marc Ayarault），任命新總理瓦爾斯（Manuel Valls），然而仍未能阻止頹勢。2015年的省級選舉，左派由2008年的61個省，下降為30個省；右派則由2008年的40個省，增加為67個省，社會黨可謂連續兩年大敗。一般認為，歐朗德總統更換新總理，之所以未能與民更始，挽回敗局，政績不夠出色固為原因（失業率10 %），但最重要的是，瓦爾斯總理的出任，沒能獲得國會民意的聯繫，人民無感；而且黨內反對者眾，批評總統總理路線的社會黨議員很多，分裂甚至公開化，從任命起源伊始處，就已經無法團結黨內同志。這導致幾乎重大法案的投票，都得不到自己執政多數議員的支持，新總理往往需要動用「憲法第49條第三項」，總理一經聲明負政治責任，法案立即視為通過的武器，來推動政務。這種情形下，即使總統擁有任命總理的全部權力，也已無法取得「人和」，遑論「政通」。
其二，總統任期由七年改為五年，與國民議會議員任期相同，使得總統得以巧妙免責，不符責任政治原理：法國是總統大選先舉行，六週之後，才舉行國民議會議員577席的選舉。這樣總統先選，國會後選的選舉日程設計，與吾國同一天進行總統與立委的選舉，相當不同。法國認為，總統必須先行選出，國會則交給選民，是否要給總統做多數後盾而選擇。法國總統的當選人，遂都以「總統與國會多數必須屬於一致陣營」為訴求，來幫國會議員助選；而按照第五共和運作的法理，也確實需要總統與國會多數一致，方能發揮最大效能。2002、2007、2012的實踐顯示，選民也都不吝於把國會議員的多數，付託給了總統。然而，這也顯示了法國第五共和憲政體制的悖論：第五共和需要體制的強人，但是憲政也需要問責與監督；同時給予總統與國會多數的結果，是召喚來了集大權於一身的政治強人，卻也放棄了監督與問責總統的可能！也正因為如此，2000年針對總統與國會議員任期拉平的修憲公投，應者寥寥無幾，只有全體選民的21 %贊成，連四分之一都不到，充分顯示了法國選民對於問責機制喪失的憂慮。蓋政治情勢猶如白雲蒼狗，現在是把執政大權交給總統了，萬一總統施政不夠妥善，需要問責時，又該怎麼辦呢？實際上，目前在中央級的層次，是沒有辦法對總統問責的。過去在2002年之前，總統任期為七年時，五年一次的國會大選，尚有機會能在總統任期屆滿之前，改變國會多數，讓政治主軸改弦更張，這也是左右共治的由來。
現在，總統任期與國會議員任期拉平，而國會的多數，又以「信任總統」為前提而選出，這就導致：左右共治是避免了，但是總統的政治責任，「遁入」到國會選舉裡面，受到相同任期的同黨派國會多數議員掩護，形同實質免責。除非總統提前解散國會，重行改選（但這幾乎很難再發生，席哈克總統1997年提前解散國會、喪失政權之舉，代價太過慘痛，繼任總統再也不敢重蹈覆轍），否則國民不可能再對總統、總理、執政黨，有中央層級的監督可言！畢竟，市長、省級、道級選舉，都只是地方選舉，政治上雖對中央執政團隊有衝擊，但法理上，體制上，對中央政治團隊，是沒有法律效果的。總理只要取得總統的信任，政策路線可以依然如故。法國民眾也知悉此情，所以只有藉著地方選舉，來表達對於總統總理的不滿，2007年以來的法國地方選舉結果，都是對於中央執政團隊的否定。然而這也扭曲了地方選舉的制度意義，因為地方自治選舉，用意在於解決地方權限範圍內的問題，未必事事都與中央有關；而且各地方問題各有不同，本當貼近各地需求來具體解決。現在法國幾乎是地方選舉導向「中央化、全國化、抽象反對總統化」，地方事務在選舉中失焦，這也不符合地方治理的本旨，並非全民之福。何況，就算透過地方選舉表達了對中央團隊的不滿，總統仍可於全權更換總理，略微示意之後，繼續執行原先的政治路線，達不到真正的監督實效。2007年以來至今的法國憲政實踐，都清楚了顯示這一權責不符，選民不滿，而政府也沒能調整路線的現象。
也就是看到了此點第五共和的制度悖論，於是幾位巴黎第一大學，以及巴黎政治學院的重量級憲法學與政治學教授，倡議改制第六共和，提議仍保留總統直選，但是恢復國會對於總理的任命同意權。他們的理由，正在於權責相符，有利於國家長遠發展：總理有著國會（民意）信任做基礎，對內撫平黨內政敵，對外能有自信地挺直腰桿，推動法案與政務，也向國會充分負責，真正做到決策與問責對等。而且，設若總理失去國會的信任而下台，更換總理畢竟比更換總統容易，政治體制有足夠應對的彈性（尤其相對於權力分立更嚴格僵硬的總統制而言），不致發生府會僵持、政務空轉的情形。退一步來說，總理雖更換，政局雖動盪，但由於當事人乃是總理與國會，總統較可超脫於爭端，且是全民普選出來的，仍有體制上的正當性，是政局穩固的最後一道防線，大局不致崩壞。所以他們主張改制，但絕非回到第三或第四共和的內閣制，而是保留總統直選，重新檢討副署制度，讓權力較向總理傾斜，來保障政府權責符合，也還能保持穩定而高效率的優點。其實波蘭就有取消國會對於總理的任命同意權，但嗣後又修憲，恢復了國會的總理同意權的例子。所以法國這一改制的呼聲，並不是制度上的首創。不過在這一向以首創雙首長制為驕傲的國度，有此一觀察與反思，可見已有智者意識到問題的嚴重。而這個恢復國會對總理同意權的建議，對於當下的吾國來說，更具有參考價值。
第二項理由則是，我們不僅要建立權責相符的行政與立法關係，更要建立良能高效的行政與立法互動，以因應快速變動，往多極化發展的新世局：除了應當取消政黨朝野協商的制度之外，我們應當妥善分配立法院的議事時間，控制立法院的議事日程，我們仍可以法國憲政體制，做為參考。
法國為了建立良能高效的行政立法「決策--執行」關係，在制度上有如下的設計。
其一，政府與國會平分一半日期的議事日程規定權：
第一項設計，為求在正常開會期限內，就能完成國會應該做的立法議事工作，而不必讓行政權，一直缺乏必要的法律根源，而無法展開工作；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控制國會的議事日程表。在2008年修憲之前，法國國會的議事日程，完全由政府單方面規定（然1995年修憲，已有限度讓國會取得一定自主權）；國會在政府制定的議事日程之外，若還有剩餘的工作天，才能來安排國會自己「補充性質」的議事日程。例如，2002年至2007的五年之間，國會的補充式議事日程，只能安排出三場，而且這三場的時間，總共才佔三小時半。2008修憲之後，政府與國會，平分一半日期的議事日程規定權，每四週的兩週，由政府規定國會所應該有的議事日程；其餘兩週，由國會排定自己所希望的議事日程。但是國會那兩週具體工作時間落在何時，仍是由政府所優先指定（法國憲法第48條）。
所以政府認為重要的法案，一定會以政府優先的地位，規定入國會議事日程之中。況且，有關年度預算法案、社會安全財源法案，還有宣戰，進入緊急狀態；或者對外國進行軍事干預行動，超過四個月以上[1]，這類特別重要的法案，還可優先插入國會審議。因此行政當局都能掌握立法時程，不致延宕政務所需的重大立法。所以實際運作顯示，雖然憲法規定國會與政府平分一半的議事日程規定權，但國會只用到33 % 的議事日程時間而已。如果把質詢政府的時間也算入議事日程之一種，則國會用到的時間更少，只佔25 % 的議事日程時間。
與其於立法院會期結束之後，只通過極少的法律案，政府徒呼負負，政務一再延宕，不如一開始就在立法時程源頭，嚴加控制，這是第五共和大膽的創舉，實踐證明相當有效。
其二，「聲明負上政治責任，法案視為立即通過」的制度（憲法第49條第三項）：
第二項調整「決策—執行」關係，強力推動法案的制度工具，是憲法第49條第三項。這條規定是說，總理可在國民議會，在法案討論的任何階段，一個會期裡面使用一次，聲明對於某法案，負起政治責任。這個政治責任的聲明一旦提出，該法案就立即視為通過，國民議會不得再有任何討論。除非國民議會，在該政治責任聲明提出後的二十四小時之內，能夠成功提出倒閣動議，那麼該正在討論中的法案，就被否決。而倒閣的門檻相當高，必須是國民議會成員總數的二分之一以上（現制為滿289票），贊成倒閣，方能成立；第五共和迄今，只有一次成功的倒閣。所以憲法第49條第三項，此一「聲明負上政治責任，法案視為立即通過」的制度，是另一個強而有力通過法案的工具。特別適用於高度爭議的法案，連執政黨內部也有異見，或執政黨派聯盟不是很穩固時的情形。目前的總理瓦爾斯，因為許多同黨議員反對他，所以幾乎每個會期，都會使用這個憲法工具。
舉例而言，有時候，反對黨自知無力通過倒閣案，就提出數量龐大的法律修正案，意圖癱瘓國會議事。例如2006年九月，討論能源法（loi sur l’énergie）時，左派反對黨不提倒閣案，而提出大量的法律修正提案，共達137000項！當時的執政黨，人民運動聯盟的總理，德維爾班（Dominique de Villepin），就引用憲法第49條第三項，聲明願意對該項法案，負起政治責任。十萬項的法律修正案，瞬間化為廢紙，該項能源法便因此而視為通過。
有了這項制度工具，政府當局，能夠使任何的法律案，技術上都能視為通過，剩下的只是政治計算的考量，要不要動用此一制度而已。2008年修正的憲法規定，針對一般性質的法案，總理只能在一個國會會期裡面，動用一次憲法第49條第三項的權力。不過，對於歲入歲出條例（預算案），以及社會安全財源法案這兩者，政府仍然有無限制次數，動用該憲法條款的權力。故而，對於爭議重大，激烈討論的法案，法國不會把它交由政黨協商，更不會讓它束之高閣，任其腐爛，而仍是盡量把它控制在正常會期以內，賦予行政權強大的權力，來解決立法問題。
其三，法國國會針對國際義務的批准法律，只能有三種表決選擇：通過（批准）、反對（拒絕批准）、或者推遲，不得進行任何討論修正：
由於政務繁重，法國的立法工作又相當細緻，所以政府都會極力敦促國會，以及協調同黨國會議員，努力討論工作。因此法國的國會兩院，都非常忙碌，討論立法的工作時間相當長。而且法國又是國際大國，簽署的國際條約與協定，非常地多。而這些行政機關與她國簽署的法國國際義務文件，若具有法律性質，則都需要國會來批准。故而法國這一類的國際義務批准法律的數量，非常龐大，都能佔到每年立法數量的一半左右。
由於涉及到法國遵守國際信用的嚴肅問題，所以法國國民議會規則（Règlement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內容包含國民議會內部組織，以及議事規則等事項）第128條，特別規定，針對法國國際義務的批准法律，只能有三種表決選擇：通過（批准）、反對（拒絕批准）、或者推遲，而不得有任何討論修正的可能。如此一來，就能節省大量的國會工作時間，不至於影響其他法案的討論進行，而且明確而快速地，專注做出批准、或拒絕批准的國會決定。這一迅速而明確的國會議事規則，不只是節省無謂的討論時間而已，最重要的是國會此舉，符合法國的外交與國際利益。所以第五共和實務上，尚未發生國會拒絕批准法國國際義務的事例。
特別要指出的是，法國國民議會，並沒有修改自己議會規則的完整權力。法國國民議會，在制定、與修改國民議會規則之後，必須立即呈送憲法委員會，由憲法委員會審查。確定該修改條文，沒有違憲之後，該項議會規則修改條文，才能發生效力。因此此一第128條，只有「批准、拒絕批准、推遲」三個選項，而且不得針對國際義務文件逐條討論的規定，是經過憲法委員會審查，認為合憲的。其實，這正表現了法國政治決策菁英的治國共識：在行政當局與外國簽訂了國際義務文件（條約或協定）之後，國會不應當拘泥於所謂的權力分立觀念，而處處掣肘行政當局，故意嚴格審查該項文件，或拖延審查，形同不通過。國會應當快速批准該項文件，因為國際情勢瞬息萬變，大國博奕激烈，快速批准文件，才始符合法國的最高國家利益。
就算是在嚴格執行形式意義三權分立的美國，也終於體認到了，過於嚴格的權力分立，過於強調國會與總統應該各行其是，會嚴重損害美國的整體國家利益。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近幾年來歐巴馬總統推動的「跨太平洋伙伴關係TPP」。
TPP條款嚴苛，至今進展非常緩慢；而最主要原因，就是歐巴馬政府一方面在外國推銷TPP，另一方面國會兩院，卻頻頻否決掉有關TPP的相關法案，甚至威脅否決掉許多的貿易協定，而且也已經否決了對於國際金融組織，提供融資。這導致歐巴馬政府威信盡喪，貿易夥伴根本不確定此一TPP貿易協定的未來，誰敢再與美國討論下去呢？而且美國國會拒絕為國際金融組織或外國，提供融資，使得外國貿易夥伴缺乏必要的資金，來改善基礎建設，這更讓美國失去了最有效的貿易引導工具。每當外國詢問歐巴馬政府，貴國國會與各州，到底支不支持TPP時，歐巴馬政府總是無言以對，只能推說，美國採取三權分立，國會可以與總統採取不一致的立場；且依照法治精神，地方各州也可與聯邦不同，聯邦政府也管不到獨立行政機關，這才是美國的法治優點云云，搪塞一番。針對此點，美國的前財政部長薩墨斯Lawrence Summers，在今年四月時曾為文感嘆，美國再也不能以這種奇怪的「法治問題rule-of-law problem」做藉口，因為這樣只會讓美國的伙伴國，對美國更加喪失信心，也使美元在全球的政治經濟利益，受損嚴重。而且披著法治外衣下，乃是各類私人利益的競逐，這使得美國政治體系失靈，讓美國變得日益孤立，反倒是催生出了亞投行----薩氏稱呼亞投行的成立，是布列頓森林金融體系成立以來的最大事件，會讓美國失去在全球經濟體系的擔保人地位（實即失去領導權）。故而薩墨斯認為，逼令亞投行的成立，乃是美國的重大戰略與戰術的失敗[2]。
所以美國國會兩院，終於分別在六月19日、六月25日，通過了所謂「貿易促進授權法案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TPA」。此一授權法案，授權總統很大的權力，讓歐巴馬總統與外國簽訂的TPP協定，送交國會批准時，國會不能就該協定的條文，逐條審議；而只能對與各該國簽訂的TPP協定，做整批式、包裹式的表決，是否全體接受或拒絕。如此一來，就可以大幅度增加歐巴馬總統的談判可信度，預料將會加快TPP談判的進程。而美國這一貿易促進授權法案的作法，是不是與法國國民議會也不能逐條討論，而只能贊成、否決、或推遲國際義務文件的作法，相當一致呢？這表示，美、法兩國，縱使憲政體制不同，政治文化不同，對於三權分立的設計也截然不同，但是他們都找到了一條相同的路徑，保持了自己國家在國際上的威信，也能將國家的利益予以最大化。由此可見，權力分立的概念與運用，必須服從於良能高效，確保國家利益的目標之下。這對受困於服貿、貨貿協議僵局，甚至將來是否加入亞投行協定的我們來說，應該非常有迫切的借鑑意義。
吾人正處於快速激烈變化的世局之中。美國前財長薩墨斯所形容，讓美國喪失全球經濟擔保人地位的亞投行，籌建備忘錄於2014年10月24日簽署，章程則於6月29日，由五十個已通過國內批准程序的國家簽署，各國批准速度非常快，成員涵蓋的人口與面積極大。預計今年底就會運作，開始向欠缺建設資金的亞洲國家提供優惠融資。據報導，今年春季地震災害嚴重的尼泊爾，已向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提出第一筆貸款申請。而另一個撼動美國金融主導地位的金磚五國銀行（中國大陸、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2014年7月15日簽署成立協議，很快由五國立法機關批准，今年7月中旬，該行管理階層就會開始運作，建置速度也是飛快。另外，中國大陸與澳洲、與韓國，也都在今年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美國在西太平洋最大的貿易夥伴，三個之中已有兩個，與北京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只剩下日本沒簽。一般估計，這對美國的TPP體系與效果，會帶來很大的衝擊。世局環境如此變動快速，往多極化的方向發展，吾國這次思慮未臻精詳，又想與總統大選綑綁的修憲公投，未能成立，其實是塞翁之福。吾人應在總統選舉之後，冷靜審視吾國身處的快速多極化世界環境，重新規劃憲法修改的重點，將修憲公投獨立舉行。並且以恢復立法院對行政院長的同意權為核心，建立權責相符，良能高效的政府體制，方能符合修憲改良國家制度的目的，也是全民的福祉。
首先，是這次修憲的程序與日程，確實太趕，之所以如此匆忙，正是因為修憲公投表決，要趕著與總統大選一併舉行之故。朝野修憲之議，雖然在2014年12月間開始倡議；但各政黨內部匯集意見，以及立法院議事繁忙，實際運作的結果，卻是直至今年三月26日，立法院的修憲委員會，才召開第一次召集委員會議，決定十次修憲公聽會的召開日期。又到了五月13日，修憲委員會才又決議，於五月18日至六月8日，召開十場修憲委員會的全體委員會議，每一場會議時間是八小時。預計於六月15日，也就是立法院休會前的最後工作日，達成修憲條文草案。如此，方能在六月16日公布，也才可滿足修憲條文草案公告六個月的期限，而達到在2016年一月16日，總統選舉的同一年，同時舉行修憲公民投票複決的目標。由上列日期可看出，立法院修憲委員會，實際在修憲工程所討論的時間，只有區區八十個小時。就算加入學者專家十場公聽會（每場平均三小時餘）的博採眾議時間，也才110個小時。而修憲委員會，所登記的各政黨修憲草案議案，又有多少呢？總共有21個議案；每一議案又都各有條文若干。修憲委員會，只有80個小時的討論時間，來商討21個修憲議案的大計，每個修憲議案條文，所能分配到的時間，可想而知。這還不算，在修憲委員會中，所有不能做成結論的修憲議案，通通要送到立法院院會，經過朝野協商，才能交付表決。然而，院會的時間又有多少？朝野要協商的其他立法事項，又何其多？再加上本次修憲，各政黨立場差異很大，修憲委員會沒能達成任何一項議案的結論。立場的巨大差異，時間的急遽短缺，修憲最終破局，並不意外。也就是說，修憲的破局，除了朝野雙方「原則性問題」，無法調和之外，還有「技術性問題」，修憲討論時程安排很不合理，討論時間不足，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而這一切，無非都是出於一個目的：讓修憲的公投，與總統大選，一起綑綁進行而所致。
因此本文主張，將來不論何種性質的公民投票，包括修憲公投在內，都必須澈底和總統（立委）大選剝離開來，理由如下：
第一，公投脫離總統大選，可避免捲入選舉糾紛，避免人民情緒浮動，而誤判公投事項的嚴肅意義：讓我們開門見山，政治不可能沒有算計，修憲也不可能不考量政治利益。既然如此，應坦率承認各方對於修憲的政治算計，使修憲公投務必單獨舉行。我們應讓人民單獨對於修憲草案，進行冷靜判斷，贊成或否定修憲所蘊藏的政治利害。而不要涉入捲舉糾紛，更不要被總統候選人給左右。修憲公投，不應該成為總統候選人的造勢武器。也就是說，修憲公投事項，必須單獨讓人民檢驗，而不能與總統大選合併，讓總統候選人明修棧道（修憲公投），暗度陳倉（選舉拉票）。
論者有謂，2004、2008年，吾國都合併舉行總統大選與公投，理由是衝高公投投票率，與節省經費。實則第一個理由，正好說明利用大選，綁架公投的真正算計。毋庸諱言，2004年的公投兩案，是陳水扁的總統競選工具，開了惡例。2008年的四個公投案，也是分別綁著立委、總統大選的助選動員，逼得對手陣營動員反制，也有民眾拒領公投選票。投票率是高了，經費是節省了，卻不能發揮公投「尋求共識、定紛止爭」的效果，只是增加不同陣營彼此的嫌惡。因此，修憲公投若再度被總統或立委選舉綁架，幾乎可以斷言，修憲公投非但不能優化吾國的憲政體制，還將徒然增加政治動盪，這是吾人期期以為不可的。正所謂「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若僅以節省經費為由，卻看不到引發的不良後果，那是見樹不見林，得不償失。所以，2004與2008的選舉與公投一起舉行，乃是惡例，不可固定成憲政慣例。
第二，法國經驗顯示，公投與選舉必須分開，避免公投被政治人物操弄裹脅，而且門檻應該維持較高，以強化正當基礎：以法國為例，法國全國性公投，於1793-1958年間，就舉辦14次；1958年以後，又舉行10次。然而法國公投的歷史經驗卻相當苦澀：1802年拿破崙舉辦公投，把他的第一執政，延長為終身職；1804年拿破崙稱帝公投，五十萬大軍公投都投贊成票，然而軍隊裡根本沒舉辦公投。1851年路易拿破崙總統，先是發動政變，拘捕反對他的政治人物，然後舉辦公投，要求法國人民「維持他的權力，並且起草新憲法」；1852年，路易拿破崙再對新憲法舉辦公投，新憲法則是把總統變為皇帝。因此，法國之後的公投，一定跟總統大選澈底切開，避免再讓公投，淪為對人的崇拜。
法國全國公投與選舉切開，是1945年之後的憲政慣例，沒有任何法令明文規定。但是法國地區性公投則不然，2003年制定的地方公投法，有意補正全國公投規範的不足，它詳密規定，在下列的競選或是全國公投期間，不得舉辦地方公投：
- 一個地方自治議會，全部或一部的議員有改選情形，則改選前的六個月之內，就禁止舉辦當地的地方公投；
- 全國所有地方自治團體，不得在下列選舉的競選活動與投票日期間，舉行地方公投：
- 地方自治議會（含縣市鎮長），全部或一部的成員改選時；
- 國民議會議員改選時；
- 參議院議員改選時；
- 歐洲議會議員改選時；
- 總統改選時；
- 總統推動之公民投票，其活動進行時。
- 違反上述規定而舉辦的地方公投，無效。
更何況，法國的全國公投，誠然沒有制定通過的門檻；不論投票率多寡，只要開出來的有效票，贊成者多於反對者，公投議題就算通過。然而，地方公投針對此點，做了修正：必須當地選民的一半以上，參加地方公投，而且贊成票數，也須達到開出票數的一半以上，地方公投議案才算通過，是為雙重過半的門檻設計，與吾國目前的修憲公投門檻相同。發動公投的人，必須拿出嚴肅而完整的方案，激發選民熱情去投票。法國2003年科西嘉島，舉辦變更科西嘉法律地位的地方公投，投票率60.5 %，但有效票51 % 反對，所以遭到否決。十年之後，2013年，阿爾薩斯舉行將阿爾薩斯道（合數省為一道）、以及所屬的南北萊因兩省，這三個機關合併成一個單獨的阿爾薩斯地方自治單位，此三個機關議會也合併成一個單一自治議會的地方公投；結果投票率只有35 %，贊成率縱使55 %，也依然遭到否決，但法國依然沒有降低雙重過半高門檻之意。所以法國地方公投，與吾國修憲公投一樣，都是採取雙門檻的雙重過半高標準，用意就在於求取最大共識。門檻高，正當性就強，共識基礎就越穩固。法國全國公投在這一點上，確實不如地方公投來得嚴謹。
所幸法國1958年之後的十次公投，八次的投票率都過半數，正當性不容質疑。只有1988年「是否同意：讓太平洋『新克里多尼亞島』的居民，實施居民自決」，投票率36 %（贊成率79 %），以及2000年「是否同意：總統任期由七年縮短為五年」，投票率只有30 %（贊成率73 %），引發議論。尤其2000年的總統任期縮短，實際贊成的選民只有21 %，連四分之一都達不到，正當性非常低。此一改制，也造成法國總統權責不符的後果，所以得不到絕大多數的人民支持，下文還會談到。
其次，是修憲的目標。「權責相符，良能高效」，應是這次修憲的當務之急。不是說其他的修憲條款不重要，但重中之重，應該是我們政府的「決策----負責」機制。因為目前的決策—負責機制，實際上已經崩潰：總統有權無責，行政院長無權有責，立法院議事癱瘓，不是以民意席次而表決，而是以密室協商而授受。立法委員人數太少，議事時間分配不良，法律草案堆積如山，都是亟待在憲法與法律層次上改良的問題。核心方向，應讓立法院重新取得閣揆同意權，讓真正執行政務的行政首長，也能獲得民意基礎，並與民意代表保持密切互動，接受民意代表密切監督，重新建立快速而高效率的「決策—負責」聯繫。總統直選仍可保留，但閣揆由國會認可產生後，總統可由具體政務解脫出來，以全國民望所繫，（總統直接涉入政務越多，聲望就越容易折損），站在全國最高角度，思考國家定位大方向，做改革的發動引擎。行政院長則在立法院裡，直接與各黨立委接觸，折衝樽俎，調和鼎鼐，將總統的治國理念，以行政可執行、立法能接受、預算妥分配的方式，轉化為實際的政務推動。萬一行政院長執政不如人意，閣揆辭職易人，要比罷免總統，來得容易而快速符合民意，而且政局動盪也比重選總統，要小得多。
我們還可舉出兩項理由，支持立法院重新獲得閣揆同意權，並建立權責相符，良能高效的制度：
第一項理由是，為我國所仿效的法國第五共和制度，也已出現改制第六共和的呼聲；而倡議的憲政學者都主張，保留總統直選，但總理須由國會同意後任命：
其一，開創世界憲政體制新類型的法國第五共和，有它誕生的特殊軍事歷史背景，由戴高樂將軍的崇高威望，弭平法軍的叛亂，強力推動而成。時至今日，法國政壇上已經越來越難出現，如戴高樂一樣的威望崇高，魅力感人的政治領袖，來運作這套「總統直選獲勝、國會選舉獲勝、政黨內部鼎力支持、中央與地方同心」，四項條件必須同時滿足的制度
。右派薩科齊總統執政時，執政黨連續遭逢地方選舉大敗：薩科齊2007年當選總統，2008年左派即在市長選舉大勝，掌有62 % 的法國人口。2010年的道級選舉，全法25個道，左派掌有22個道。2011年省級選舉，101個省，左派掌有61個省。然而薩科齊依然不修改他得不到支持的政綱，即便黨內意見很多，也依然五年總統任期都不更換總理費雍（François Fillon），人們看不到問責與更正的決心，結果2012年敗給歐朗德。歐朗德總統上任時，掌有國會絕對多數，地方政權也與絕大多數在左派手裡，形勢相當優越。然而這樣的局面，二年後即告破滅。2014年的市長選舉，全法人口超過10000居民的都市裡，2008年打下來的509個左派城市，2014年只剩下349個；右派則由2008年的433個，增加到572個。面對敗選，歐朗德總統撤換原總理艾侯（Jean-Marc Ayarault），任命新總理瓦爾斯（Manuel Valls），然而仍未能阻止頹勢。2015年的省級選舉，左派由2008年的61個省，下降為30個省；右派則由2008年的40個省，增加為67個省，社會黨可謂連續兩年大敗。一般認為，歐朗德總統更換新總理，之所以未能與民更始，挽回敗局，政績不夠出色固為原因（失業率10 %），但最重要的是，瓦爾斯總理的出任，沒能獲得國會民意的聯繫，人民無感；而且黨內反對者眾，批評總統總理路線的社會黨議員很多，分裂甚至公開化，從任命起源伊始處，就已經無法團結黨內同志。這導致幾乎重大法案的投票，都得不到自己執政多數議員的支持，新總理往往需要動用「憲法第49條第三項」，總理一經聲明負政治責任，法案立即視為通過的武器，來推動政務。這種情形下，即使總統擁有任命總理的全部權力，也已無法取得「人和」，遑論「政通」。
其二，總統任期由七年改為五年，與國民議會議員任期相同，使得總統得以巧妙免責，不符責任政治原理：法國是總統大選先舉行，六週之後，才舉行國民議會議員577席的選舉。這樣總統先選，國會後選的選舉日程設計，與吾國同一天進行總統與立委的選舉，相當不同。法國認為，總統必須先行選出，國會則交給選民，是否要給總統做多數後盾而選擇。法國總統的當選人，遂都以「總統與國會多數必須屬於一致陣營」為訴求，來幫國會議員助選；而按照第五共和運作的法理，也確實需要總統與國會多數一致，方能發揮最大效能。2002、2007、2012的實踐顯示，選民也都不吝於把國會議員的多數，付託給了總統。然而，這也顯示了法國第五共和憲政體制的悖論：第五共和需要體制的強人，但是憲政也需要問責與監督；同時給予總統與國會多數的結果，是召喚來了集大權於一身的政治強人，卻也放棄了監督與問責總統的可能！也正因為如此，2000年針對總統與國會議員任期拉平的修憲公投，應者寥寥無幾，只有全體選民的21 %贊成，連四分之一都不到，充分顯示了法國選民對於問責機制喪失的憂慮。蓋政治情勢猶如白雲蒼狗，現在是把執政大權交給總統了，萬一總統施政不夠妥善，需要問責時，又該怎麼辦呢？實際上，目前在中央級的層次，是沒有辦法對總統問責的。過去在2002年之前，總統任期為七年時，五年一次的國會大選，尚有機會能在總統任期屆滿之前，改變國會多數，讓政治主軸改弦更張，這也是左右共治的由來。
現在，總統任期與國會議員任期拉平，而國會的多數，又以「信任總統」為前提而選出，這就導致：左右共治是避免了，但是總統的政治責任，「遁入」到國會選舉裡面，受到相同任期的同黨派國會多數議員掩護，形同實質免責。除非總統提前解散國會，重行改選（但這幾乎很難再發生，席哈克總統1997年提前解散國會、喪失政權之舉，代價太過慘痛，繼任總統再也不敢重蹈覆轍），否則國民不可能再對總統、總理、執政黨，有中央層級的監督可言！畢竟，市長、省級、道級選舉，都只是地方選舉，政治上雖對中央執政團隊有衝擊，但法理上，體制上，對中央政治團隊，是沒有法律效果的。總理只要取得總統的信任，政策路線可以依然如故。法國民眾也知悉此情，所以只有藉著地方選舉，來表達對於總統總理的不滿，2007年以來的法國地方選舉結果，都是對於中央執政團隊的否定。然而這也扭曲了地方選舉的制度意義，因為地方自治選舉，用意在於解決地方權限範圍內的問題，未必事事都與中央有關；而且各地方問題各有不同，本當貼近各地需求來具體解決。現在法國幾乎是地方選舉導向「中央化、全國化、抽象反對總統化」，地方事務在選舉中失焦，這也不符合地方治理的本旨，並非全民之福。何況，就算透過地方選舉表達了對中央團隊的不滿，總統仍可於全權更換總理，略微示意之後，繼續執行原先的政治路線，達不到真正的監督實效。2007年以來至今的法國憲政實踐，都清楚了顯示這一權責不符，選民不滿，而政府也沒能調整路線的現象。
也就是看到了此點第五共和的制度悖論，於是幾位巴黎第一大學，以及巴黎政治學院的重量級憲法學與政治學教授，倡議改制第六共和，提議仍保留總統直選，但是恢復國會對於總理的任命同意權。他們的理由，正在於權責相符，有利於國家長遠發展：總理有著國會（民意）信任做基礎，對內撫平黨內政敵，對外能有自信地挺直腰桿，推動法案與政務，也向國會充分負責，真正做到決策與問責對等。而且，設若總理失去國會的信任而下台，更換總理畢竟比更換總統容易，政治體制有足夠應對的彈性（尤其相對於權力分立更嚴格僵硬的總統制而言），不致發生府會僵持、政務空轉的情形。退一步來說，總理雖更換，政局雖動盪，但由於當事人乃是總理與國會，總統較可超脫於爭端，且是全民普選出來的，仍有體制上的正當性，是政局穩固的最後一道防線，大局不致崩壞。所以他們主張改制，但絕非回到第三或第四共和的內閣制，而是保留總統直選，重新檢討副署制度，讓權力較向總理傾斜，來保障政府權責符合，也還能保持穩定而高效率的優點。其實波蘭就有取消國會對於總理的任命同意權，但嗣後又修憲，恢復了國會的總理同意權的例子。所以法國這一改制的呼聲，並不是制度上的首創。不過在這一向以首創雙首長制為驕傲的國度，有此一觀察與反思，可見已有智者意識到問題的嚴重。而這個恢復國會對總理同意權的建議，對於當下的吾國來說，更具有參考價值。
第二項理由則是，我們不僅要建立權責相符的行政與立法關係，更要建立良能高效的行政與立法互動，以因應快速變動，往多極化發展的新世局：除了應當取消政黨朝野協商的制度之外，我們應當妥善分配立法院的議事時間，控制立法院的議事日程，我們仍可以法國憲政體制，做為參考。
法國為了建立良能高效的行政立法「決策--執行」關係，在制度上有如下的設計。
其一，政府與國會平分一半日期的議事日程規定權：
第一項設計，為求在正常開會期限內，就能完成國會應該做的立法議事工作，而不必讓行政權，一直缺乏必要的法律根源，而無法展開工作；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控制國會的議事日程表。在2008年修憲之前，法國國會的議事日程，完全由政府單方面規定（然1995年修憲，已有限度讓國會取得一定自主權）；國會在政府制定的議事日程之外，若還有剩餘的工作天，才能來安排國會自己「補充性質」的議事日程。例如，2002年至2007的五年之間，國會的補充式議事日程，只能安排出三場，而且這三場的時間，總共才佔三小時半。2008修憲之後，政府與國會，平分一半日期的議事日程規定權，每四週的兩週，由政府規定國會所應該有的議事日程；其餘兩週，由國會排定自己所希望的議事日程。但是國會那兩週具體工作時間落在何時，仍是由政府所優先指定（法國憲法第48條）。
所以政府認為重要的法案，一定會以政府優先的地位，規定入國會議事日程之中。況且，有關年度預算法案、社會安全財源法案，還有宣戰，進入緊急狀態；或者對外國進行軍事干預行動，超過四個月以上[1]，這類特別重要的法案，還可優先插入國會審議。因此行政當局都能掌握立法時程，不致延宕政務所需的重大立法。所以實際運作顯示，雖然憲法規定國會與政府平分一半的議事日程規定權，但國會只用到33 % 的議事日程時間而已。如果把質詢政府的時間也算入議事日程之一種，則國會用到的時間更少，只佔25 % 的議事日程時間。
與其於立法院會期結束之後，只通過極少的法律案，政府徒呼負負，政務一再延宕，不如一開始就在立法時程源頭，嚴加控制，這是第五共和大膽的創舉，實踐證明相當有效。
其二，「聲明負上政治責任，法案視為立即通過」的制度（憲法第49條第三項）：
第二項調整「決策—執行」關係，強力推動法案的制度工具，是憲法第49條第三項。這條規定是說，總理可在國民議會，在法案討論的任何階段，一個會期裡面使用一次，聲明對於某法案，負起政治責任。這個政治責任的聲明一旦提出，該法案就立即視為通過，國民議會不得再有任何討論。除非國民議會，在該政治責任聲明提出後的二十四小時之內，能夠成功提出倒閣動議，那麼該正在討論中的法案，就被否決。而倒閣的門檻相當高，必須是國民議會成員總數的二分之一以上（現制為滿289票），贊成倒閣，方能成立；第五共和迄今，只有一次成功的倒閣。所以憲法第49條第三項，此一「聲明負上政治責任，法案視為立即通過」的制度，是另一個強而有力通過法案的工具。特別適用於高度爭議的法案，連執政黨內部也有異見，或執政黨派聯盟不是很穩固時的情形。目前的總理瓦爾斯，因為許多同黨議員反對他，所以幾乎每個會期，都會使用這個憲法工具。
舉例而言，有時候，反對黨自知無力通過倒閣案，就提出數量龐大的法律修正案，意圖癱瘓國會議事。例如2006年九月，討論能源法（loi sur l’énergie）時，左派反對黨不提倒閣案，而提出大量的法律修正提案，共達137000項！當時的執政黨，人民運動聯盟的總理，德維爾班（Dominique de Villepin），就引用憲法第49條第三項，聲明願意對該項法案，負起政治責任。十萬項的法律修正案，瞬間化為廢紙，該項能源法便因此而視為通過。
有了這項制度工具，政府當局，能夠使任何的法律案，技術上都能視為通過，剩下的只是政治計算的考量，要不要動用此一制度而已。2008年修正的憲法規定，針對一般性質的法案，總理只能在一個國會會期裡面，動用一次憲法第49條第三項的權力。不過，對於歲入歲出條例（預算案），以及社會安全財源法案這兩者，政府仍然有無限制次數，動用該憲法條款的權力。故而，對於爭議重大，激烈討論的法案，法國不會把它交由政黨協商，更不會讓它束之高閣，任其腐爛，而仍是盡量把它控制在正常會期以內，賦予行政權強大的權力，來解決立法問題。
其三，法國國會針對國際義務的批准法律，只能有三種表決選擇：通過（批准）、反對（拒絕批准）、或者推遲，不得進行任何討論修正：
由於政務繁重，法國的立法工作又相當細緻，所以政府都會極力敦促國會，以及協調同黨國會議員，努力討論工作。因此法國的國會兩院，都非常忙碌，討論立法的工作時間相當長。而且法國又是國際大國，簽署的國際條約與協定，非常地多。而這些行政機關與她國簽署的法國國際義務文件，若具有法律性質，則都需要國會來批准。故而法國這一類的國際義務批准法律的數量，非常龐大，都能佔到每年立法數量的一半左右。
由於涉及到法國遵守國際信用的嚴肅問題，所以法國國民議會規則（Règlement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內容包含國民議會內部組織，以及議事規則等事項）第128條，特別規定，針對法國國際義務的批准法律，只能有三種表決選擇：通過（批准）、反對（拒絕批准）、或者推遲，而不得有任何討論修正的可能。如此一來，就能節省大量的國會工作時間，不至於影響其他法案的討論進行，而且明確而快速地，專注做出批准、或拒絕批准的國會決定。這一迅速而明確的國會議事規則，不只是節省無謂的討論時間而已，最重要的是國會此舉，符合法國的外交與國際利益。所以第五共和實務上，尚未發生國會拒絕批准法國國際義務的事例。
特別要指出的是，法國國民議會，並沒有修改自己議會規則的完整權力。法國國民議會，在制定、與修改國民議會規則之後，必須立即呈送憲法委員會，由憲法委員會審查。確定該修改條文，沒有違憲之後，該項議會規則修改條文，才能發生效力。因此此一第128條，只有「批准、拒絕批准、推遲」三個選項，而且不得針對國際義務文件逐條討論的規定，是經過憲法委員會審查，認為合憲的。其實，這正表現了法國政治決策菁英的治國共識：在行政當局與外國簽訂了國際義務文件（條約或協定）之後，國會不應當拘泥於所謂的權力分立觀念，而處處掣肘行政當局，故意嚴格審查該項文件，或拖延審查，形同不通過。國會應當快速批准該項文件，因為國際情勢瞬息萬變，大國博奕激烈，快速批准文件，才始符合法國的最高國家利益。
就算是在嚴格執行形式意義三權分立的美國，也終於體認到了，過於嚴格的權力分立，過於強調國會與總統應該各行其是，會嚴重損害美國的整體國家利益。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近幾年來歐巴馬總統推動的「跨太平洋伙伴關係TPP」。
TPP條款嚴苛，至今進展非常緩慢；而最主要原因，就是歐巴馬政府一方面在外國推銷TPP，另一方面國會兩院，卻頻頻否決掉有關TPP的相關法案，甚至威脅否決掉許多的貿易協定，而且也已經否決了對於國際金融組織，提供融資。這導致歐巴馬政府威信盡喪，貿易夥伴根本不確定此一TPP貿易協定的未來，誰敢再與美國討論下去呢？而且美國國會拒絕為國際金融組織或外國，提供融資，使得外國貿易夥伴缺乏必要的資金，來改善基礎建設，這更讓美國失去了最有效的貿易引導工具。每當外國詢問歐巴馬政府，貴國國會與各州，到底支不支持TPP時，歐巴馬政府總是無言以對，只能推說，美國採取三權分立，國會可以與總統採取不一致的立場；且依照法治精神，地方各州也可與聯邦不同，聯邦政府也管不到獨立行政機關，這才是美國的法治優點云云，搪塞一番。針對此點，美國的前財政部長薩墨斯Lawrence Summers，在今年四月時曾為文感嘆，美國再也不能以這種奇怪的「法治問題rule-of-law problem」做藉口，因為這樣只會讓美國的伙伴國，對美國更加喪失信心，也使美元在全球的政治經濟利益，受損嚴重。而且披著法治外衣下，乃是各類私人利益的競逐，這使得美國政治體系失靈，讓美國變得日益孤立，反倒是催生出了亞投行----薩氏稱呼亞投行的成立，是布列頓森林金融體系成立以來的最大事件，會讓美國失去在全球經濟體系的擔保人地位（實即失去領導權）。故而薩墨斯認為，逼令亞投行的成立，乃是美國的重大戰略與戰術的失敗[2]。
所以美國國會兩院，終於分別在六月19日、六月25日，通過了所謂「貿易促進授權法案Trade promotion authority, TPA」。此一授權法案，授權總統很大的權力，讓歐巴馬總統與外國簽訂的TPP協定，送交國會批准時，國會不能就該協定的條文，逐條審議；而只能對與各該國簽訂的TPP協定，做整批式、包裹式的表決，是否全體接受或拒絕。如此一來，就可以大幅度增加歐巴馬總統的談判可信度，預料將會加快TPP談判的進程。而美國這一貿易促進授權法案的作法，是不是與法國國民議會也不能逐條討論，而只能贊成、否決、或推遲國際義務文件的作法，相當一致呢？這表示，美、法兩國，縱使憲政體制不同，政治文化不同，對於三權分立的設計也截然不同，但是他們都找到了一條相同的路徑，保持了自己國家在國際上的威信，也能將國家的利益予以最大化。由此可見，權力分立的概念與運用，必須服從於良能高效，確保國家利益的目標之下。這對受困於服貿、貨貿協議僵局，甚至將來是否加入亞投行協定的我們來說，應該非常有迫切的借鑑意義。
吾人正處於快速激烈變化的世局之中。美國前財長薩墨斯所形容，讓美國喪失全球經濟擔保人地位的亞投行，籌建備忘錄於2014年10月24日簽署，章程則於6月29日，由五十個已通過國內批准程序的國家簽署，各國批准速度非常快，成員涵蓋的人口與面積極大。預計今年底就會運作，開始向欠缺建設資金的亞洲國家提供優惠融資。據報導，今年春季地震災害嚴重的尼泊爾，已向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提出第一筆貸款申請。而另一個撼動美國金融主導地位的金磚五國銀行（中國大陸、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2014年7月15日簽署成立協議，很快由五國立法機關批准，今年7月中旬，該行管理階層就會開始運作，建置速度也是飛快。另外，中國大陸與澳洲、與韓國，也都在今年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美國在西太平洋最大的貿易夥伴，三個之中已有兩個，與北京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只剩下日本沒簽。一般估計，這對美國的TPP體系與效果，會帶來很大的衝擊。世局環境如此變動快速，往多極化的方向發展，吾國這次思慮未臻精詳，又想與總統大選綑綁的修憲公投，未能成立，其實是塞翁之福。吾人應在總統選舉之後，冷靜審視吾國身處的快速多極化世界環境，重新規劃憲法修改的重點，將修憲公投獨立舉行。並且以恢復立法院對行政院長的同意權為核心，建立權責相符，良能高效的政府體制，方能符合修憲改良國家制度的目的，也是全民的福祉。
[1]法國政府可以不經過國會授權，就對國外發動為期四個月以下的軍事干預；而且得在國外軍事干預行動開始後的第三天，才通知國會。若該行動持續超過四個月以上，方需要國會同意。這種國外軍事干預行動，例如法國自2012年以來，對於利比亞、馬利、中非共和國的軍事行動，都屬於這一類，而與傳統的宣戰不同。因此四個月之內，不需要國會的同意，見憲法第35條。
[2]Lawrence Summers, The US may have lost its role as the world's economic leader, 2015.4.6,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larry-summers-the-us-has-lost-its-role-as-the-worlds-economic-leader-20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