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說明國家論政對於統計數字的依賴，不因時空更迭及經社環境改變而稍減，反而為應更多元化的社會需求，統計工作的範圍變得更廣更深。管子問篇在2700年前即以數字論政，對於國民大健康與衛生統計如「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的重視與績效，難與倫比，促成了民族與文化的長遠綿延。溫故知新，如同水成岩，時間無損且更增益其價值，更能讓人領受前人的智慧。
壹丶前言：數字管理不爲也而非不能也
數字源起於經濟交換活動，早期人類以物易物時必須各自計算貨物數目，以確定其是否等價合理。故西元前3000年埃及象形文字及巴比倫楔形文字中，即發現數字的存在，顯示數字與人類生活關係密不可分。時至今日，隨文明之發展，人類活動之複雜、精細遠甚往昔，需藉數字管理之層面早就不侷限於貨品交易，舉凡自然科學大量運用數字於天文、算術、工程等之計算與表達，經濟、財政、教育、衛生、交通等社會科學，亦紛藉數字顯露重要訊息，數字對政府及人民之影響日益深刻；而數字管理不僅引起社會大眾注意，更是現代化政府所必需認真面對之重要課題。
鑑古知今，由歷史中不難發現數字管理對一國之重要。在我國，數字的源起可遠溯至仰韶文化及稍後的黃河上游馬家窯文化遺址，在該等出土的彩陶缽口上有各種各樣的刻劃符號五十餘種，一些學者認為 ， 這些符號代表著數字 ， 其中有的符號與殷商甲骨文中的數字十分相像。類似符號亦出現在南方新石器石代的遺址中，說明距今約5000年前之新石器時代晚期，各地區的人們已經普遍建立了數的概念。
數字應用於政府管理上也遠從夏代（西元前21世紀）即有跡可循，「禹大會諸侯于江南，名其山曰會稽山」，會稽者，會計稽核也，此即《書經》「 禹貢篇」所指 「 禹平水土，定九州，計民數」的政績。嗣後各朝代對人口、田賦等數字的蒐集與應用 ，益趨普遍與深入。至管仲（西元前725年-前645）時，更提出「問篇」之六十五問， 其內容均與統計數字及施政息息相關 ， 包括國防、外交、經濟財政、教育、法治及社會安全、社會福利及行政管理等項，足見管仲對數字管理重視程度。管子當時身處春秋群雄並起時代 ， 外在局勢險惡，但以其對數字之了解，並善於管理，故能運籌帷幄，因禍為福，轉敗為勝 ， 通貨積財，富國強兵，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 居相位40年，其成功不是沒有道理的。
至於清朝的衰敗，則是政府不善數字管理的另一例子；清康熙五十年(1712） ， 當時人口數為2,400萬，乾隆十四年(1749）再作普查，人數已達1億8,000萬 ，37年間人口何能增7倍之多？原來康熙五十一年下了 「 孳生人丁 ， 永不加賦」之諭令，千餘年來備受庸調之法所干擾的人口數才逐漸正確。然則僅人口統計改進一端，終不能一掃明清五百年積弱的根由。不善於數字管理，使得整個王朝民窮財乏，資源枯竭，太平天國亂起，只有靠湘軍、淮軍自籌戰費平亂。這種苟延殘喘的國力用來對付內亂已很勉強，一遇近代西方海洋文明的挑戰，適應力頓失，以致自兩萬人之英法聯軍攻陷北京起，3000年的變局浮顯，內憂外患，國脈危如累卵，存亡繫於旦夕。
中國近代積弱，固亦可歸因於不善數字管理，然而不善的原因，究竟是「不為」還是「不能」？以歷史觀來看，國人對數字的心結，應是歷史上兩個超強但短命的朝代所造成的心理障礙：一是秦朝（秦始皇統一全國至二世滅亡計14年，西元前221年至前207年），一是隋朝（隋文帝統一中國至煬帝滅亡計29年，西元589年至618年）。秦分郡縣、開阡陌、修馳道、建長城、定幣制及立度量衡，使得「書同文，車同軌」，按戶數以定縣，勘明土地界址，開啟土地申報制度，調査農產總收穫量。尤以「雲夢竹簡」(1976年出土）所載戶籍資料之詳細，可謂到了苛擾的程度，遂能支應龐大帝國所需，並成就漢祚400年的基礎。隋代對於賦籍又更番積極覈實處理，著重於「檢戶括口」，亦有驚人的成就，其政績據蘇東坡指出：「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其貢賦輸籍之法，必有可觀者」。隋雖快速敗亡，但其制度立下大唐天下300年的根基。秦、隋兩個朝代的管理制度造成其強盛，但皇帝個人的殘暴濫刑、肆意極慾，使賦稅沉重，如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力役三十倍於古」，終至「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力織不足衣服」，完全違背太公治國之道「利之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的教訓，促成其國祚短命早夭，不能及身而見數字管理的治國成效。
後世因以為鑑，凡倡議覈實統計及數字管理以求富國強兵者，大抵都會受到反對派以短命王朝的「秦始皇再世、隋煬帝投胎」來恫嚇。王安石（1021-1086）、張居正（1525-1582）乃至於康有為（1858-1927）之變法失敗，都與短命王朝心結有關，而未能堅持到底，錯失了一次又一次在政治、經濟、社會、司法等方面的改革機會。衰亡朝代的特徵，正如歷史學家黃仁宇所云：一、「缺乏對具體問題評斷是非的準則，總是用道德的名義去掩飾實際的利害」、二、「沒有對付複雜因素和多元關係的能力，未能補救組織和技術之短」、三、「簡化問題，以適應政府的低能」。由於這些因緣，才會使「包幹制」的和稀泥式偷懶稅制一用數百年，乃至於清朝郡守楊貢原想清丈土地以明稅源，卻因一位秀才吟詩一首「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那有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而作罷，是以數字管理的困難恐怕是「不為」的成份居多，而非沒有能力去做。我們今天要做的，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言，須從心理建設開始；愈似看來困難的政策，愈要用心去徹底了解與執行，堅持數字管理這個治國之道。
貳丶我國歷代統計工作
我國古籍中所記載有關統計事項，所在多有，大都以數丶算、計等字樣出現。孫武（西元前545-470，春秋齊國人）所著《孫子兵法》首篇「始計」即云：「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夫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管仲云：「不明於數，欲舉大事，猶舟之無楫而欲經於水險也。」商鞅（西元前390-前338，約西方馬其頓亞歷山大帝時期）亦云：「強國須知十三數，境內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士之數，以言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約西方馬牛芻蒿之數。欲強國，不知國十三數，地雖利，民雖眾，國愈弱至削。」
我國歷代統計可追溯至西元前2000年夏代。晉人皇甫謐在《帝王世紀》中提供了西元前21世紀夏代的土地面積與人口數字，當時中國分為9州，定墾（已開墾） 者9,208,024頃，不墾（未開墾）者15,002,000頃；另外，《文獻通考》 記載 ， 中國遠在大禹時（西元前2200年），人口數亦已精確統計為13,553,923人，上承 「神農之世，為民賦二十而一」以及 「黃帝經土設井， 立布制畝」的制度。政府統計顯然已萌芽茁壯。
周代設大司徒，掌理全國地政與戶政，實施劃井授田、什一取稅的賦法，復設有「司書」官職，其業務為「周知出入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並於三年大計群吏之治，以知民之財物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周禮》（西元前1200年） 因而規定，於每年8月實施戶口調査，內容包括詳細的人口、土地、房屋、財產、牲畜之靜態及動態國勢調査數字，由地方彙送京城，正本給太史公，副本給宰相，經此月成月要歲會，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形諸制度，統計在此時已作為考核之依據了。逐漸發展出租庸調稅法，有田就有租，有身就有庸，有戶就有調，分別以穀糧、勞役、絲麻等方式依稅基之大小繳稅，如唐制 「 丁男授田一頃，歲輸粟二斛，稻三斛；歲輸絹二匹，綾施二丈，布加五分之一，棉三兩，麻三 斤，非蠶鄉輸銀十四兩」。
秦朝（西元前200年）分中國為36郡，人口2,000萬。劉邦入咸陽（西元前100 年），蕭何「盡收天下之圖籍以稽戶口」，並且「張蒼以列侯居相府主計，為計相」，創制以宰相為會計與統計之最高主管，此制度至元朝始改為「以中書省領國計」，明清兩朝複「以戶部為度支總匯」，迄清末，在清廷憲政查編館設統計局，是為歷代統計業務之總成（汪錕，1985) 。1931年，國民政府設主計處，置歲計、會計、統計等三局，制定統計法，則為近代統計制度之張本。
有了這麼周密的制度，同時經過了秦、漢、隋、唐、元、清初等盛世的實證考驗，圖治之具、強國之基皆備，國家照理應該長治久安才對。可是，歷史總是治亂交替，乃因官員對於勤政愛民的職責、民眾對於完糧納稅的義務，常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在考驗人民的智慧和品質，致使法令常形同具文，施政措施無法嚴依指標特性去執行。若以田課租，則田地成為「隱田」；計戶課稅，則人民不肯分家，大家庭林立；計口課稅，則丁口之數就不易正確，時代稍有變亂，人亡賦失就成為普遍現象。如東漢桓帝永壽三年（西元157年），在編人口為5,648萬，72年後（西元229年）三國鼎立時，人口合計不過767萬，人口減幅達86%! 這其中戰亂耗損和編戶流失都是原因，戎馬倥傯之際，何嘗談得上辦戶口調査。
台灣早在明朝天啟年間（西元1624年），即由荷蘭人建立海權基地，採行荷蘭本國的土地登記王田制度，調査得漢人11,000人、田地3,000甲、漁船200艘，以及村落、戶口、土地、物價、生產等翔實數字，以此基礎建設其遠東貿易中心。清廷承繼傳統大陸國度，在心理上排斥海洋，又恐懼海外反清復明勢力，故封鎖臺灣達兩百餘年 ， 從山東至廣東，沿海居民一律內撤18公里，千里海岸「片板不得下海」 、 粒貨不許越疆」。1895年割讓臺灣予日本後，日方總督樺山資紀以800人之調査團對臺灣作了3次「舊貫調査」 ， 僅耕地一項即清丈出63萬甲 ， 遠比割讓清冊所記載的36萬甲為多。經過荷、日的實際參與建設，台灣比大陸提早兩百餘年接觸海洋文明，培養國際觀及貿易能力，及早擁有可用的經濟和社會基本數字，因此臺灣在300年前就已經是出口導向的貿易經濟體。
作為文明古國，中國的數字管理自有其獨特的問題 。五千年國勢的榮枯盛衰，其實正應證了史學家錢穆所說的： 「問題須從現實裡去找，解答要從歷史裡去尋 。 」
叁丶世界各國統計工作
早在西元前3000多年，埃及與巴比倫就已進行以課稅及徵兵為目的之人口普查。3500年前，一個埃及王朝權杖記載當時一次戰役所俘獲的人員12萬、牛40萬頭、羊142萬2,000頭，顯示當時政府管理階層即對數字重視與倚賴。這些數字得以記錄下來 ，除了要有記錄大數之方法外，還要有分組抽樣的觀念才有可能。
現代政府統計（數字管理）發皇於歐洲各國，初為各城邦的領主所運用以強化其行政管理，「統計學」(statistics) 一詞，以城邦(state) 作字首，可見一般。其中以德（腓特烈二世）、法兩國的貢獻尤大，1805年普魯士成立中央統計局，1812年拿破崙成立了法國中央統計局，統計與科技齊頭並進，充分提供政府施政依據，為兩國在歐陸之強盛發展奠下穩固基石。嗣後，由於機率數學在歐洲的發達，成為統計學之科技理論基礎，導致20世紀統計學術的飛躍。19世紀中葉，數學上證明了大數法則的原理，嗣後迴歸分析、小樣 本理論、實驗設計及假設檢定等相繼發展，小樣本抽樣調査使得民 間企業也可以運用調査技術，統計調査不再是政府的專利 。 繼之， 在20世紀初，國民經濟會計制度產生 ， 配合經濟理論，促進經濟統計學的發展；又由於社會進化及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僅以所得的增加作為衡量人民福祉的唯一標準，而應同時要求環境、文化、休閒娛樂等層面的充實 ， 才能彰顯人生的價值 ， 故於1960年代各國倡始「社會指標運動」 ， 以指標衡量社會的現況與趨勢，導引社會發展 的方向，偵測及預防困難之發生；又可以衡量政府及民間機構所提供社會服務的績效；更可衡量人民福祉及生活素質各個層面之變動原因，以求提高國民整體的生活素質，此即 「 指標管理」 。 到了1970年代初期，隨著經濟之發達，工業進步所帶給大自然的環境污染日益嚴重，歐美各國紛紛成立環保單位，投入環境保護工作，各國環境污染影響已超越國界，地球生物恐將普受其害，遂於1973年發展環境統計；聯合國也於1974年開始呼籲各國建立環境統計資料，發展一套有關環境統計之概念、定義、分類及統計指引等供各國依循 。
高科技產品的產生引發了對品質管制及可靠度工程的需要，加以國際間企業的競爭日益趨烈，管理者無不亟思企業經營的新技術與新觀念，藉以增進競爭力，謀求發展之途；其中 「 數字管理」的應用，已悄然蔓延於知名的企業 。 企業所應用之指標管理，就是將主要的競爭對手或產業的領導者，在企業經營上所具有的優勢領域加以比較，並找出提升競爭力的努力目標。例如以影印、傳輸技術聞名的全錄(Xerox)公司，當其面臨如佳能(Canon)、理光(Ricoh)等品牌的強大競爭時，為提升企業經營效率，乃將世界各知名企業的經營優勢，如豐田的品質管理、美國運通的廣告與收款、美國電話電報的研發工作、福特汽車的工廠平面設計等，作為企業經營的標準，讓企業尋求最佳實務作法，減少企業惰性，並賦予員工追求卓越、超脫窠臼的動力，透過這種數字管理的實施，大幅提高競爭力。
近年來研究科學史者，多有以我國歷史為背景，探究近代科學之發展何以不發生于文明古國的中國而發生於歐洲，此即所謂李約瑟問題(Needham's problem) 者（李國偉，1982 ; Boulding，1983) 。李氏本人傾向於認為科技發展所在之地域乃純屬隨機性質, 惟甚多學者認為可由民族性、政治制度、天候、地理、文字或生物特性等因素造成（郭正昭，1977; 唐宗明，1981; 陳鼎環，1982) , 其中且不乏種族優越及種族歧視之見解，例如說有色民族的數理能力不強。
依照聯合頒佈的統計範圍劃分方案，國家統計分類為三大類：地理丶人口及社會統計；經濟統計；一般政務及其他統計。向下續分為24中類、105小類、354細類、1610項。
一丶地理丶人口及社會統計
古時候對人口及社會之統計，多以鞏固君權為目的，統計事項在強調倫理、宗社及階級意識，並重視階級間的安定與和諧，如貧士與大夫之關係，棄人及貧人所屬宗族地域等統計，與現代社會重視地理環境、衛生保健、休閒娛樂及教育文化等國民生活相關之統計，其對社會關懷在廣度及深度上，雖有歧異，脈絡一貫。目前社會尚未到達完全和諧的大同世界，仍有其自然或人為的區分，政府須運用其公權力力求不同民族、職業及省籍之人民均能共用社會進步之成果，故管子當時在這些方面的統計，值得我們後續研究。
二、經濟統計
我國向來以農立國，以農業為社會經濟活動的主體，且社會結構變遷甚緩，故經濟統計偏重靜態及個體資料，如農家戶數及就業人數，當然尚乏現代社會強調靜態與動態、個體與總體並重之統計發展理念，諸如國民生產統計、總資源供需統計、國富統計、產業關聯統計、物價統計及政府財政金融統計。管子當時顯然對宗族及階級之經濟狀況十分注意，例如除了明瞭官員有無田產，還要追究已否耕種，相當類似現代社會，官員應公佈財產之做法，值得我們注意。
三丶一般政務及其他統計
封建時代，一切施政均以國家安全、敦睦友邦及安定官制為首要，故各項政務統計多偏向與國防、外交及銓敘有關之統計。對於可作為考核政府施政績效之統計，如民政、研考、監察等統計則較少涉及，主要系因缺乏現代行政管理觀念及受君權神授權威式領導之影響所致。
肆丶管子問篇內容與影響
管仲為春秋時代（西元前645始，歐洲亞述帝國時期）齊國穎上人，名夷吾，是我國古代之大政治家，事齊桓公為相，其為政，善於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貴輕重，慎權衡，因而通貨積財，富國強兵，尊王攘夷，成功霸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桓公尊為仲父，居相位40年，被稱為「春秋第一相」 、「 聖人之師 」，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霸主。孔子（西元前551年至前479年）贊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
《管子》（臺灣中華書局，1982) 一書，漢以前本有389篇，經劉向編定為86篇，凡24卷，今佚10篇，《漢書藝文志》列為道家，記載管仲之言論及事功。內容以道、法家言為多，亦雜有儒兵陰陽縱橫之說；論財政者，幾占四分之一，對於統制經濟，調劑貧富，皆有獨到的見解（梁容若，1957) 。蔣中正總統特別推崇，認為是「古今中外對政治經濟研究最有價值的書」（張炎元，1987) ，經常放在手邊，隨時閱讀。其第24篇「問」，房玄齡注曰「謂為國所當察問者」。篇首先提主張「國有常經，人知始終，此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政自小始。」其所問約可分為65項，均為對治國數字的要求，包括國防、外交、經濟財政、教育、法治及社會安全、社會福利、國民健康及行政管理等項。驚人的是，現代統計所要求的專項數字，除了科技計算者外，管子幾乎都涵蓋到了，而且，問篇的65項中，居然有三分之一，我們沒有列到現代政府統計項目之中（韋端，1987) 。
管子特重國民健康，關懷百姓，三千年於茲，促成中華民族綿延不絕，華夏文化一脈相傳，闕為世界唯一，是以管子的事功，今日尤其值得關注。管子大哉問： 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
管子為政，為什麼特別著重百姓尤其是貧困百姓？管子最常被國君（齊桓公）問到的，就是如何強國。要使本國強大，他國歸順，近悅遠來。強國就須強兵，兵源強，兵器強。兵源強則需國民眾多且強健；兵器強則需經濟好，能夠支應高水準薪資與物料，這又要靠生產要素：人力。總結來講，就是要把老百姓捧在手心上，為國所用。管子這種思想，在春秋時代醞釀百餘年後，終於促成光輝燦爛的儒家興起，孔孟學說「真誠而不忍」的儒家核心思想，如「泛愛眾而親仁」、「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都在管子學說之中找到源頭，因之管子被譽為「 聖人之師 」。
管子特別指出，不能只強調青壯人口，因為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也就是當今精準扶貧的對象，正是這些青壯人口願意留下來的服務的理由：養家活口，安居樂業。如果忽視這些貧弱人口，那麼，青壯人口就會隨之流失掉。台灣目前貧窮戶即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計有36萬戶、68萬人，並有45萬失業者，就是當年管子最重視的人口。
這裡，我們來審視管子對國民健康的一些意見。
一、疾病預防
管子知道疾病來自生活環境，他的養生與疾病預防知識，淵博到如下述所示，令人深感國學是營造大健康的重要基柱：
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對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噎下百草，人採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裡有司、伍長、行裡順之，令之家起火為溫，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裡有司、伍長者，所以為率也。五者已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裡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也。」（度地）
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守善勿舍，逐淫澤薄。既知其極，反于道德。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和于形容，見於膚色。善氣迎人，親于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于雷鼓。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于父母。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懲過。氣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摶氣如神，萬物備存。能摶乎？能一乎？能無蔔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己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摶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思索生知，慢易生憂。暴傲生怨，憂鬱生疾，疾困乃死。思之而不舍，內困外薄。不蚤為圖，生將巽舍。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節適之齊，彼將自至。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征不醜。平正擅匈，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節其五欲，去其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攝，骨枯而血冱。充攝之間，此謂和成，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饑飽之失度，乃為之圖。飽則疾動，饑則廣思，老則長慮。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饑不廣思，飽而不廢；老不長慮，困乃速竭。大心而敢，寬氣而廣，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棄萬苛，見利不誘，見害不俱，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愛欲靜之，遇亂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彼道自來，可藉與謀，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內業）
二、衛生行政
管子深知疾病之治療與休養，要有一套衛生行政措施，我們看看他的設官分職，至今我們政府還沒有能夠細分到設置「養疾局」、「問病局」：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病、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疾，聾盲、喑啞、跛躄、偏枯、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後止，此之謂養疾。所謂問病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眾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于國中，以問病為事。此之謂問病。（入國）
伍丶結語
為求國家長治久安，數字管理是不二法門，科學化的決策遠較權威、經驗可靠，也能與民主程序互補 ，是我們應該一貫努力的標竿。政府統計的目的在陳示各種社會經濟現象，以作為施政決策依據，故與政治、社會、經濟、教育、文化背景息息相關。統計內容雖因社會環境不同而異，惟因作為施政依據之功能始終不變，均為歷代政府所重視。由上所述，我們從管子問篇學習到，著重靜態資料登記，設官分職將人口、土地、經濟、國防、外交、財政、教育、法治、社會安全、社會福利、衛生健康等資料加以搜集。如以現今政府統計工作而言，則為描述國力之基本登記工作，迄今仍應予重視之專案。且隨著時令變遷、社會分化與結構轉型，人口集中，都市興起，交通進步，政府職能日漸擴張，須較管子時代提供更多服務，除鞏固國權外，對促進工商發達、提升國民福祉、怯除恐懼、匱乏等工作亦須涵蓋在內。近代隨科技的快速進步及技術的精進，政府施政無論在品質、時效、廣度及深度上，均須與日俱進，發揮功能，掌握大數據，運用AI，造福人民。
一、提供國家邁向現代化必需的數字工具：統計工作是否進步，為衡量國家是否現代化的重要標竿。近年來，總資源供需估測、社會福利指標、產業關聯表等專業統計的編算，人口、住宅、農漁業、工商業等各種普查的定期舉辦，以及各種抽樣調查的定期不定期辦理，公務統計的推展，對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層面活動實況及問題所在，均能隨時掌握充分統計資料，作為決定政策，擬訂計畫，考核績效的參據，尤其是健康大資料為然，促進了國家的現代化。
二、提供民間及學術界資訊服務：政府統計主要目的，固為因應政府施政需要，但民間企業及學術界仰賴完善統計資訊亦多，政府必須秉持統計資源公開原則，實行各項服務措施，將統計結果提供民間及學術界應用。近代工商發達，學術研究成果可觀，其間健康大資料的發揮，説明實多。
三、促進統計資訊的國際化：隨國際社會的開放，國與國間的接觸頻仍，透過國際貿易的牽引，各國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統計資料諸如健康大數據的交流，對促進國際社經情況的瞭解與合作，發展經驗的獲取，均有積極的貢獻。這些進步當然不是3000餘年前的社會所能想像，但同樣的，當時先民所作的，亦有我們目前不及之處，中華民族因有一貫的歷史文化，故能有此比較，殊值珍惜。
四、中華文化宏揚世界：中華文化源遠流長，我們三千年以降的「泛愛眾而親仁」、「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核心價值，對現今物欲橫流、的紙醉金迷的西方社會，不啻醍醐灌頂，更顯出我們的普世價值，允宜隨著大國外交、一帶一路，發揚到全世界，共尋全人類健康與安居樂業之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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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丶前言：數字管理不爲也而非不能也
數字源起於經濟交換活動，早期人類以物易物時必須各自計算貨物數目，以確定其是否等價合理。故西元前3000年埃及象形文字及巴比倫楔形文字中，即發現數字的存在，顯示數字與人類生活關係密不可分。時至今日，隨文明之發展，人類活動之複雜、精細遠甚往昔，需藉數字管理之層面早就不侷限於貨品交易，舉凡自然科學大量運用數字於天文、算術、工程等之計算與表達，經濟、財政、教育、衛生、交通等社會科學，亦紛藉數字顯露重要訊息，數字對政府及人民之影響日益深刻；而數字管理不僅引起社會大眾注意，更是現代化政府所必需認真面對之重要課題。
鑑古知今，由歷史中不難發現數字管理對一國之重要。在我國，數字的源起可遠溯至仰韶文化及稍後的黃河上游馬家窯文化遺址，在該等出土的彩陶缽口上有各種各樣的刻劃符號五十餘種，一些學者認為 ， 這些符號代表著數字 ， 其中有的符號與殷商甲骨文中的數字十分相像。類似符號亦出現在南方新石器石代的遺址中，說明距今約5000年前之新石器時代晚期，各地區的人們已經普遍建立了數的概念。
數字應用於政府管理上也遠從夏代（西元前21世紀）即有跡可循，「禹大會諸侯于江南，名其山曰會稽山」，會稽者，會計稽核也，此即《書經》「 禹貢篇」所指 「 禹平水土，定九州，計民數」的政績。嗣後各朝代對人口、田賦等數字的蒐集與應用 ，益趨普遍與深入。至管仲（西元前725年-前645）時，更提出「問篇」之六十五問， 其內容均與統計數字及施政息息相關 ， 包括國防、外交、經濟財政、教育、法治及社會安全、社會福利及行政管理等項，足見管仲對數字管理重視程度。管子當時身處春秋群雄並起時代 ， 外在局勢險惡，但以其對數字之了解，並善於管理，故能運籌帷幄，因禍為福，轉敗為勝 ， 通貨積財，富國強兵，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 居相位40年，其成功不是沒有道理的。
至於清朝的衰敗，則是政府不善數字管理的另一例子；清康熙五十年(1712） ， 當時人口數為2,400萬，乾隆十四年(1749）再作普查，人數已達1億8,000萬 ，37年間人口何能增7倍之多？原來康熙五十一年下了 「 孳生人丁 ， 永不加賦」之諭令，千餘年來備受庸調之法所干擾的人口數才逐漸正確。然則僅人口統計改進一端，終不能一掃明清五百年積弱的根由。不善於數字管理，使得整個王朝民窮財乏，資源枯竭，太平天國亂起，只有靠湘軍、淮軍自籌戰費平亂。這種苟延殘喘的國力用來對付內亂已很勉強，一遇近代西方海洋文明的挑戰，適應力頓失，以致自兩萬人之英法聯軍攻陷北京起，3000年的變局浮顯，內憂外患，國脈危如累卵，存亡繫於旦夕。
中國近代積弱，固亦可歸因於不善數字管理，然而不善的原因，究竟是「不為」還是「不能」？以歷史觀來看，國人對數字的心結，應是歷史上兩個超強但短命的朝代所造成的心理障礙：一是秦朝（秦始皇統一全國至二世滅亡計14年，西元前221年至前207年），一是隋朝（隋文帝統一中國至煬帝滅亡計29年，西元589年至618年）。秦分郡縣、開阡陌、修馳道、建長城、定幣制及立度量衡，使得「書同文，車同軌」，按戶數以定縣，勘明土地界址，開啟土地申報制度，調査農產總收穫量。尤以「雲夢竹簡」(1976年出土）所載戶籍資料之詳細，可謂到了苛擾的程度，遂能支應龐大帝國所需，並成就漢祚400年的基礎。隋代對於賦籍又更番積極覈實處理，著重於「檢戶括口」，亦有驚人的成就，其政績據蘇東坡指出：「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其貢賦輸籍之法，必有可觀者」。隋雖快速敗亡，但其制度立下大唐天下300年的根基。秦、隋兩個朝代的管理制度造成其強盛，但皇帝個人的殘暴濫刑、肆意極慾，使賦稅沉重，如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力役三十倍於古」，終至「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力織不足衣服」，完全違背太公治國之道「利之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的教訓，促成其國祚短命早夭，不能及身而見數字管理的治國成效。
後世因以為鑑，凡倡議覈實統計及數字管理以求富國強兵者，大抵都會受到反對派以短命王朝的「秦始皇再世、隋煬帝投胎」來恫嚇。王安石（1021-1086）、張居正（1525-1582）乃至於康有為（1858-1927）之變法失敗，都與短命王朝心結有關，而未能堅持到底，錯失了一次又一次在政治、經濟、社會、司法等方面的改革機會。衰亡朝代的特徵，正如歷史學家黃仁宇所云：一、「缺乏對具體問題評斷是非的準則，總是用道德的名義去掩飾實際的利害」、二、「沒有對付複雜因素和多元關係的能力，未能補救組織和技術之短」、三、「簡化問題，以適應政府的低能」。由於這些因緣，才會使「包幹制」的和稀泥式偷懶稅制一用數百年，乃至於清朝郡守楊貢原想清丈土地以明稅源，卻因一位秀才吟詩一首「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那有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而作罷，是以數字管理的困難恐怕是「不為」的成份居多，而非沒有能力去做。我們今天要做的，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言，須從心理建設開始；愈似看來困難的政策，愈要用心去徹底了解與執行，堅持數字管理這個治國之道。
貳丶我國歷代統計工作
我國古籍中所記載有關統計事項，所在多有，大都以數丶算、計等字樣出現。孫武（西元前545-470，春秋齊國人）所著《孫子兵法》首篇「始計」即云：「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夫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管仲云：「不明於數，欲舉大事，猶舟之無楫而欲經於水險也。」商鞅（西元前390-前338，約西方馬其頓亞歷山大帝時期）亦云：「強國須知十三數，境內倉口之數，壯男壯女之數，老弱之數，官士之數，以言取食者之數，利民之數，約西方馬牛芻蒿之數。欲強國，不知國十三數，地雖利，民雖眾，國愈弱至削。」
我國歷代統計可追溯至西元前2000年夏代。晉人皇甫謐在《帝王世紀》中提供了西元前21世紀夏代的土地面積與人口數字，當時中國分為9州，定墾（已開墾） 者9,208,024頃，不墾（未開墾）者15,002,000頃；另外，《文獻通考》 記載 ， 中國遠在大禹時（西元前2200年），人口數亦已精確統計為13,553,923人，上承 「神農之世，為民賦二十而一」以及 「黃帝經土設井， 立布制畝」的制度。政府統計顯然已萌芽茁壯。
周代設大司徒，掌理全國地政與戶政，實施劃井授田、什一取稅的賦法，復設有「司書」官職，其業務為「周知出入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並於三年大計群吏之治，以知民之財物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周禮》（西元前1200年） 因而規定，於每年8月實施戶口調査，內容包括詳細的人口、土地、房屋、財產、牲畜之靜態及動態國勢調査數字，由地方彙送京城，正本給太史公，副本給宰相，經此月成月要歲會，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形諸制度，統計在此時已作為考核之依據了。逐漸發展出租庸調稅法，有田就有租，有身就有庸，有戶就有調，分別以穀糧、勞役、絲麻等方式依稅基之大小繳稅，如唐制 「 丁男授田一頃，歲輸粟二斛，稻三斛；歲輸絹二匹，綾施二丈，布加五分之一，棉三兩，麻三 斤，非蠶鄉輸銀十四兩」。
秦朝（西元前200年）分中國為36郡，人口2,000萬。劉邦入咸陽（西元前100 年），蕭何「盡收天下之圖籍以稽戶口」，並且「張蒼以列侯居相府主計，為計相」，創制以宰相為會計與統計之最高主管，此制度至元朝始改為「以中書省領國計」，明清兩朝複「以戶部為度支總匯」，迄清末，在清廷憲政查編館設統計局，是為歷代統計業務之總成（汪錕，1985) 。1931年，國民政府設主計處，置歲計、會計、統計等三局，制定統計法，則為近代統計制度之張本。
有了這麼周密的制度，同時經過了秦、漢、隋、唐、元、清初等盛世的實證考驗，圖治之具、強國之基皆備，國家照理應該長治久安才對。可是，歷史總是治亂交替，乃因官員對於勤政愛民的職責、民眾對於完糧納稅的義務，常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在在考驗人民的智慧和品質，致使法令常形同具文，施政措施無法嚴依指標特性去執行。若以田課租，則田地成為「隱田」；計戶課稅，則人民不肯分家，大家庭林立；計口課稅，則丁口之數就不易正確，時代稍有變亂，人亡賦失就成為普遍現象。如東漢桓帝永壽三年（西元157年），在編人口為5,648萬，72年後（西元229年）三國鼎立時，人口合計不過767萬，人口減幅達86%! 這其中戰亂耗損和編戶流失都是原因，戎馬倥傯之際，何嘗談得上辦戶口調査。
台灣早在明朝天啟年間（西元1624年），即由荷蘭人建立海權基地，採行荷蘭本國的土地登記王田制度，調査得漢人11,000人、田地3,000甲、漁船200艘，以及村落、戶口、土地、物價、生產等翔實數字，以此基礎建設其遠東貿易中心。清廷承繼傳統大陸國度，在心理上排斥海洋，又恐懼海外反清復明勢力，故封鎖臺灣達兩百餘年 ， 從山東至廣東，沿海居民一律內撤18公里，千里海岸「片板不得下海」 、 粒貨不許越疆」。1895年割讓臺灣予日本後，日方總督樺山資紀以800人之調査團對臺灣作了3次「舊貫調査」 ， 僅耕地一項即清丈出63萬甲 ， 遠比割讓清冊所記載的36萬甲為多。經過荷、日的實際參與建設，台灣比大陸提早兩百餘年接觸海洋文明，培養國際觀及貿易能力，及早擁有可用的經濟和社會基本數字，因此臺灣在300年前就已經是出口導向的貿易經濟體。
作為文明古國，中國的數字管理自有其獨特的問題 。五千年國勢的榮枯盛衰，其實正應證了史學家錢穆所說的： 「問題須從現實裡去找，解答要從歷史裡去尋 。 」
叁丶世界各國統計工作
早在西元前3000多年，埃及與巴比倫就已進行以課稅及徵兵為目的之人口普查。3500年前，一個埃及王朝權杖記載當時一次戰役所俘獲的人員12萬、牛40萬頭、羊142萬2,000頭，顯示當時政府管理階層即對數字重視與倚賴。這些數字得以記錄下來 ，除了要有記錄大數之方法外，還要有分組抽樣的觀念才有可能。
現代政府統計（數字管理）發皇於歐洲各國，初為各城邦的領主所運用以強化其行政管理，「統計學」(statistics) 一詞，以城邦(state) 作字首，可見一般。其中以德（腓特烈二世）、法兩國的貢獻尤大，1805年普魯士成立中央統計局，1812年拿破崙成立了法國中央統計局，統計與科技齊頭並進，充分提供政府施政依據，為兩國在歐陸之強盛發展奠下穩固基石。嗣後，由於機率數學在歐洲的發達，成為統計學之科技理論基礎，導致20世紀統計學術的飛躍。19世紀中葉，數學上證明了大數法則的原理，嗣後迴歸分析、小樣 本理論、實驗設計及假設檢定等相繼發展，小樣本抽樣調査使得民 間企業也可以運用調査技術，統計調査不再是政府的專利 。 繼之， 在20世紀初，國民經濟會計制度產生 ， 配合經濟理論，促進經濟統計學的發展；又由於社會進化及人民生活的改善，不能僅以所得的增加作為衡量人民福祉的唯一標準，而應同時要求環境、文化、休閒娛樂等層面的充實 ， 才能彰顯人生的價值 ， 故於1960年代各國倡始「社會指標運動」 ， 以指標衡量社會的現況與趨勢，導引社會發展 的方向，偵測及預防困難之發生；又可以衡量政府及民間機構所提供社會服務的績效；更可衡量人民福祉及生活素質各個層面之變動原因，以求提高國民整體的生活素質，此即 「 指標管理」 。 到了1970年代初期，隨著經濟之發達，工業進步所帶給大自然的環境污染日益嚴重，歐美各國紛紛成立環保單位，投入環境保護工作，各國環境污染影響已超越國界，地球生物恐將普受其害，遂於1973年發展環境統計；聯合國也於1974年開始呼籲各國建立環境統計資料，發展一套有關環境統計之概念、定義、分類及統計指引等供各國依循 。
高科技產品的產生引發了對品質管制及可靠度工程的需要，加以國際間企業的競爭日益趨烈，管理者無不亟思企業經營的新技術與新觀念，藉以增進競爭力，謀求發展之途；其中 「 數字管理」的應用，已悄然蔓延於知名的企業 。 企業所應用之指標管理，就是將主要的競爭對手或產業的領導者，在企業經營上所具有的優勢領域加以比較，並找出提升競爭力的努力目標。例如以影印、傳輸技術聞名的全錄(Xerox)公司，當其面臨如佳能(Canon)、理光(Ricoh)等品牌的強大競爭時，為提升企業經營效率，乃將世界各知名企業的經營優勢，如豐田的品質管理、美國運通的廣告與收款、美國電話電報的研發工作、福特汽車的工廠平面設計等，作為企業經營的標準，讓企業尋求最佳實務作法，減少企業惰性，並賦予員工追求卓越、超脫窠臼的動力，透過這種數字管理的實施，大幅提高競爭力。
近年來研究科學史者，多有以我國歷史為背景，探究近代科學之發展何以不發生于文明古國的中國而發生於歐洲，此即所謂李約瑟問題(Needham's problem) 者（李國偉，1982 ; Boulding，1983) 。李氏本人傾向於認為科技發展所在之地域乃純屬隨機性質, 惟甚多學者認為可由民族性、政治制度、天候、地理、文字或生物特性等因素造成（郭正昭，1977; 唐宗明，1981; 陳鼎環，1982) , 其中且不乏種族優越及種族歧視之見解，例如說有色民族的數理能力不強。
依照聯合頒佈的統計範圍劃分方案，國家統計分類為三大類：地理丶人口及社會統計；經濟統計；一般政務及其他統計。向下續分為24中類、105小類、354細類、1610項。
一丶地理丶人口及社會統計
古時候對人口及社會之統計，多以鞏固君權為目的，統計事項在強調倫理、宗社及階級意識，並重視階級間的安定與和諧，如貧士與大夫之關係，棄人及貧人所屬宗族地域等統計，與現代社會重視地理環境、衛生保健、休閒娛樂及教育文化等國民生活相關之統計，其對社會關懷在廣度及深度上，雖有歧異，脈絡一貫。目前社會尚未到達完全和諧的大同世界，仍有其自然或人為的區分，政府須運用其公權力力求不同民族、職業及省籍之人民均能共用社會進步之成果，故管子當時在這些方面的統計，值得我們後續研究。
二、經濟統計
我國向來以農立國，以農業為社會經濟活動的主體，且社會結構變遷甚緩，故經濟統計偏重靜態及個體資料，如農家戶數及就業人數，當然尚乏現代社會強調靜態與動態、個體與總體並重之統計發展理念，諸如國民生產統計、總資源供需統計、國富統計、產業關聯統計、物價統計及政府財政金融統計。管子當時顯然對宗族及階級之經濟狀況十分注意，例如除了明瞭官員有無田產，還要追究已否耕種，相當類似現代社會，官員應公佈財產之做法，值得我們注意。
三丶一般政務及其他統計
封建時代，一切施政均以國家安全、敦睦友邦及安定官制為首要，故各項政務統計多偏向與國防、外交及銓敘有關之統計。對於可作為考核政府施政績效之統計，如民政、研考、監察等統計則較少涉及，主要系因缺乏現代行政管理觀念及受君權神授權威式領導之影響所致。
肆丶管子問篇內容與影響
管仲為春秋時代（西元前645始，歐洲亞述帝國時期）齊國穎上人，名夷吾，是我國古代之大政治家，事齊桓公為相，其為政，善於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貴輕重，慎權衡，因而通貨積財，富國強兵，尊王攘夷，成功霸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桓公尊為仲父，居相位40年，被稱為「春秋第一相」 、「 聖人之師 」，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霸主。孔子（西元前551年至前479年）贊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如其仁。」
《管子》（臺灣中華書局，1982) 一書，漢以前本有389篇，經劉向編定為86篇，凡24卷，今佚10篇，《漢書藝文志》列為道家，記載管仲之言論及事功。內容以道、法家言為多，亦雜有儒兵陰陽縱橫之說；論財政者，幾占四分之一，對於統制經濟，調劑貧富，皆有獨到的見解（梁容若，1957) 。蔣中正總統特別推崇，認為是「古今中外對政治經濟研究最有價值的書」（張炎元，1987) ，經常放在手邊，隨時閱讀。其第24篇「問」，房玄齡注曰「謂為國所當察問者」。篇首先提主張「國有常經，人知始終，此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政自小始。」其所問約可分為65項，均為對治國數字的要求，包括國防、外交、經濟財政、教育、法治及社會安全、社會福利、國民健康及行政管理等項。驚人的是，現代統計所要求的專項數字，除了科技計算者外，管子幾乎都涵蓋到了，而且，問篇的65項中，居然有三分之一，我們沒有列到現代政府統計項目之中（韋端，1987) 。
管子特重國民健康，關懷百姓，三千年於茲，促成中華民族綿延不絕，華夏文化一脈相傳，闕為世界唯一，是以管子的事功，今日尤其值得關注。管子大哉問： 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
管子為政，為什麼特別著重百姓尤其是貧困百姓？管子最常被國君（齊桓公）問到的，就是如何強國。要使本國強大，他國歸順，近悅遠來。強國就須強兵，兵源強，兵器強。兵源強則需國民眾多且強健；兵器強則需經濟好，能夠支應高水準薪資與物料，這又要靠生產要素：人力。總結來講，就是要把老百姓捧在手心上，為國所用。管子這種思想，在春秋時代醞釀百餘年後，終於促成光輝燦爛的儒家興起，孔孟學說「真誠而不忍」的儒家核心思想，如「泛愛眾而親仁」、「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都在管子學說之中找到源頭，因之管子被譽為「 聖人之師 」。
管子特別指出，不能只強調青壯人口，因為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也就是當今精準扶貧的對象，正是這些青壯人口願意留下來的服務的理由：養家活口，安居樂業。如果忽視這些貧弱人口，那麼，青壯人口就會隨之流失掉。台灣目前貧窮戶即低收入戶與中低收入戶計有36萬戶、68萬人，並有45萬失業者，就是當年管子最重視的人口。
這裡，我們來審視管子對國民健康的一些意見。
一、疾病預防
管子知道疾病來自生活環境，他的養生與疾病預防知識，淵博到如下述所示，令人深感國學是營造大健康的重要基柱：
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對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噎下百草，人採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裡有司、伍長、行裡順之，令之家起火為溫，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裡有司、伍長者，所以為率也。五者已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裡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也。」（度地）
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守善勿舍，逐淫澤薄。既知其極，反于道德。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和于形容，見於膚色。善氣迎人，親于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于雷鼓。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于父母。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懲過。氣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摶氣如神，萬物備存。能摶乎？能一乎？能無蔔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己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摶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思索生知，慢易生憂。暴傲生怨，憂鬱生疾，疾困乃死。思之而不舍，內困外薄。不蚤為圖，生將巽舍。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節適之齊，彼將自至。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征不醜。平正擅匈，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節其五欲，去其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攝，骨枯而血冱。充攝之間，此謂和成，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饑飽之失度，乃為之圖。飽則疾動，饑則廣思，老則長慮。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饑不廣思，飽而不廢；老不長慮，困乃速竭。大心而敢，寬氣而廣，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棄萬苛，見利不誘，見害不俱，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愛欲靜之，遇亂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彼道自來，可藉與謀，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內業）
二、衛生行政
管子深知疾病之治療與休養，要有一套衛生行政措施，我們看看他的設官分職，至今我們政府還沒有能夠細分到設置「養疾局」、「問病局」：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病、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疾，聾盲、喑啞、跛躄、偏枯、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後止，此之謂養疾。所謂問病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眾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于國中，以問病為事。此之謂問病。（入國）
伍丶結語
為求國家長治久安，數字管理是不二法門，科學化的決策遠較權威、經驗可靠，也能與民主程序互補 ，是我們應該一貫努力的標竿。政府統計的目的在陳示各種社會經濟現象，以作為施政決策依據，故與政治、社會、經濟、教育、文化背景息息相關。統計內容雖因社會環境不同而異，惟因作為施政依據之功能始終不變，均為歷代政府所重視。由上所述，我們從管子問篇學習到，著重靜態資料登記，設官分職將人口、土地、經濟、國防、外交、財政、教育、法治、社會安全、社會福利、衛生健康等資料加以搜集。如以現今政府統計工作而言，則為描述國力之基本登記工作，迄今仍應予重視之專案。且隨著時令變遷、社會分化與結構轉型，人口集中，都市興起，交通進步，政府職能日漸擴張，須較管子時代提供更多服務，除鞏固國權外，對促進工商發達、提升國民福祉、怯除恐懼、匱乏等工作亦須涵蓋在內。近代隨科技的快速進步及技術的精進，政府施政無論在品質、時效、廣度及深度上，均須與日俱進，發揮功能，掌握大數據，運用AI，造福人民。
一、提供國家邁向現代化必需的數字工具：統計工作是否進步，為衡量國家是否現代化的重要標竿。近年來，總資源供需估測、社會福利指標、產業關聯表等專業統計的編算，人口、住宅、農漁業、工商業等各種普查的定期舉辦，以及各種抽樣調查的定期不定期辦理，公務統計的推展，對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層面活動實況及問題所在，均能隨時掌握充分統計資料，作為決定政策，擬訂計畫，考核績效的參據，尤其是健康大資料為然，促進了國家的現代化。
二、提供民間及學術界資訊服務：政府統計主要目的，固為因應政府施政需要，但民間企業及學術界仰賴完善統計資訊亦多，政府必須秉持統計資源公開原則，實行各項服務措施，將統計結果提供民間及學術界應用。近代工商發達，學術研究成果可觀，其間健康大資料的發揮，説明實多。
三、促進統計資訊的國際化：隨國際社會的開放，國與國間的接觸頻仍，透過國際貿易的牽引，各國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統計資料諸如健康大數據的交流，對促進國際社經情況的瞭解與合作，發展經驗的獲取，均有積極的貢獻。這些進步當然不是3000餘年前的社會所能想像，但同樣的，當時先民所作的，亦有我們目前不及之處，中華民族因有一貫的歷史文化，故能有此比較，殊值珍惜。
四、中華文化宏揚世界：中華文化源遠流長，我們三千年以降的「泛愛眾而親仁」、「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核心價值，對現今物欲橫流、的紙醉金迷的西方社會，不啻醍醐灌頂，更顯出我們的普世價值，允宜隨著大國外交、一帶一路，發揚到全世界，共尋全人類健康與安居樂業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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