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經濟學是社會科學中唯一擁有諾貝爾獎的學科，但在現實生活中，卻有愈來愈多的人發現有許多經濟現象無法用經濟理論來加以解釋，直至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與塔伏斯基(Amos Tversky)在1979年共同發表了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對預期效用理論加以指正批判，成功地說明了經濟學上許多無法解釋的非常態現象，並獲得2002年諾貝爾獎的殊榮以後，才讓經濟學的領域有了新的突破，而有行為經濟學的產生，也讓行為財務學成為財務理論的顯學。本研究即是探討展望理論產生的背景，以及展望理論的內容與應用，以提供學者專家描述非常態的經濟現象之真實面，並提供企業經營者解決經營問題的另類思考。
一.前言
經濟學是所有社會科學中唯一設有諾貝爾獎的學科，其以人性化的假設因素，建立了完美的經濟理論，並能實際應用到實際社會，對於一個國家資源的有效分配，以及對於國家的經濟發展有著很大的影響，從而引起學術領域的廣泛研究，然而，在二十世紀後期，許多人卻發現社會上的許多經濟現象無法用經濟的學理來加以判斷或說明，特別是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與塔伏斯基(Amos Tversky)在1979年共同發明的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對預期效用理論加以批判，並成功地挑戰了經濟學上的預期效用理論(expected utility theory;EUT)，從而獲得諾貝爾獎的殊榮，而讓經濟學的領域有了新的突破。
事實上，卡曼尼並非經濟學者，而是認知心理學的專業，其主要研究為個人的判斷與決策行為，將心理學融入經濟學的領域，解決了許多過去被經濟學認為是「非常態」的經濟現象，並與塔伏斯基共同建立了展望理論，成為二十一世紀初期，在社會科學中最受矚目的理論之一。由於展望理論是經濟學與心理學的結合，因此，有關展望理論所含蓋的範疇很廣，其相關的內容很多，有些現象則仍在繼續的觀察，期望有更大的突破與發展，唯若就目前的發展情形而言，展望理論大抵可分成兩個部分，一是關於機率分佈(Pi)的判斷，一是有關傳統理論中價值函數的質疑。為說明展望理論的內容，本文擬分為前言、效率市場假說、預期效用理論、展望理論的內容、展望理論的應用，以及結論與建議等幾個部分來加以說明。
二.效率市場假說
有關效率市場假說最早出現在Harry Robert (1967)的大作，但這個假說早在1889年時，Gibson便已對它有所描述，在財務學的研究領域中，效率市場假說佔有重要地位，而在1970年代到達了高峰，在這段期間內，有許多理論基礎和文獻上的證明，都強力支持效率市場假說的成立，而效率市場假說亦成為很多學者心中不可侵犯的真理，Jensen(1978)認為在經濟學的理論中，沒有任何理論像效率市場假說一樣，有那麼多的文獻證據來加以支持。為了解效率市場假說的內容，以及展望理論對於效率市場假說的批判，茲分為效率市場假說的定義，效率市場假說的條件，以及展望理論對效率市場假說的批判等幾個部分說明如下：
(一)效率市場假說的定義
根據效率市場假說（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EMH ）的定義，其認為投資人都是理性的，因此，在股票市場中，股價會反應所有的相關資訊，即使股價偏離基本價值，也是因為資訊的不對稱時間內所引起的差異，然而，隨著時間的經過，投資人所能掌控的公開訊息愈來愈多，且投資人也會藉由學習而正確的解讀相關資訊，因此，股價必定會回歸基本價值，所以價格的偏離只是短期的現象。
(二)效率市場假說的條件
效率市場假說主要是建立在三個假設條件下：
1.投資者是理性的
投資者是理性的，能理性的評價證券價格，所以投資人會利用證券的基本價值來評訂證券價格；而所謂的基本價值是指以風險為折價因子，未來現金流量的淨現值。由於理性的投資人具有學習的能力，並且能夠迅速的做出反應，所以證券價格能夠立刻整合相關的資訊，且價格的調整必然會符合新的現金流量的淨現值。
2.投資者的交易是隨機的
在某些情況下，投資人可能會出現不理性的投資行為，然而，即使市場上存在者一些非理性的投資人，但市場價格仍然可能是有效率的，因為若市場大部分的投資人是非理性的，但由於他們的交易行為是隨機的，所以會彼此抵銷掉對市場價格的影響力，因此，受影響的只是市場交易量的增加，但市場價格依然是有效率的。
3.可利用套利機制使價格回復理性價格
在某些情況下，非理性的投資人會有相同的投資行為，但效率市場假說認
為藉由套利的機制，市場價格仍會回歸其基本價值。特別是在觀察期間增長時，由於不理性的投資者買進價格高估的證券，賣出價格低估的證券，所以報酬率明顯不如被動的投資人與套利者，而投資失利者自然會被淘汰而退出市場。此外，Friedman(1953)認為即使套利無法立刻消除不理性的投資人對資產價格的影響，市場力量也會消除這些人的財富。因此，藉用套利的機制或市場的力量，市場效率性在長期間依然是存在的。
（三）展望理論對效率市場假說的批判
1980年代後期，Shiller(1984)、Shleifer and Vishny (1997)、Kahneman and Riepe (1998)、和Thaler (1999)等學者發現有些經濟現象的實證結果並不支持效率市場假說，而傳統財務學的學者將這部分的發現統稱為市場的異常現象（anomalies），最早被發現的異常現象是與公司規模有關的效應，也就是通稱的小公司效應，接著又有元月效應、週末效應和假日效應等，而隨著越來越多的異常現象被發現，學者開始對傳統的財務學在證券價格的決定上產生懷疑，從而轉為尋求其他領域的解釋，行為財務學的理念逐漸產生，而對行為財務學的產生具有重大貢獻的應屬Kahneman and Tverskey。
Kahneman and Tverskey (1979)提出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用來作為人們在面對不確定性下從事決策的模型，以解釋傳統預期效用理論與實證結果的分歧，因為傳統預期效用理論不能解釋為什麼個人在某些情況是風險愛好者，在某些情況又是風險趨避者。此外，個人在做決策時，並不是如傳統財務理論假設理性的個人，會對所有的可能情境及可能性做詳盡的分析，事實上，大部分的投資人不但是非理性的，而且常常不能充份瞭解到自己所面對狀況，因而產生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常以經驗法則或直覺作為決策的依據，反應在投資行為上，則有過度反應或反應不足的現象。
此外，個人在做投資決策的選擇時，常會受到問題描述方式的影響而有不同的選擇，這與傳統預期效用理論所假設的理性行為亦產生相抵觸的現象，而這種現象的說明與分析可以在展望理論中獲得解答。因此，行為財務學以展望理論為基礎，加上其他心理學與行為學對於投資人行為模式的發現，對效率市場假說的三個假設提出質疑，其主要的批判如下述：
1.以正常行為取代理性行為
效率市場假說最先受爭議的就是關於理性投資人的假設，行為財務學建議利用現實世界中投資人的真實行為模式來取代理性行為假設，如很多投資人是憑著一些不相關的資訊來買證券，而非理性的使用有效的資訊來作為投資決策的參考，因此，Black (1986)認為，投資者是憑著雜訊從事交易，而不是憑著資訊來作投資決策。有關這方面的說明，Kahneman and Riepe (1998)將投資人無法做出符合傳統理性決策模型的因素歸納如下：
(1).投資者對風險的態度：個人面對風險性賭博時，人們不是只有考慮最終的財富水準，而是取一個參考點去看是獲利或虧損，所以可能會因每次參考點的選擇不同，使得每次決策都會因情況不同而發生改變。
(2).非貝式法則的預期形成：Kahneman and Tversky(1973)認為，個人在對不確定的結果作預期時，常會違反貝氏法則或其他關於機率的理論。如投資者可能會以過去具有代表性意義（reprentativeness）的一段歷史法則去預測未來股價的走勢，而忽略了這段歷史可能是隨機產生的，並不具備任何特殊意義。
(3).對問題的框架方式影響決策：所謂框架（frame）係指陳述一決策問題的形式，個人在面對不同選擇時，通常取決於問題如何呈現在面前，所以問題的框架方式會影響決策的判定。
2.投資人的非理性行為並非隨機發生的
在效率市場假說中，其認為即使有一些非理性的投資人存在，但由於這些非理性的投資人的交易都是隨機的，所以會相互抵消，對市場的效率性不會產生影響。但Kahneman and Tversky(1979)在展望理論中，說明了非理性投資者的決策並不完全是隨機的，常常會朝著同一個方向進行，所以不一定會彼此抵銷，也可能差異愈來愈大。而Shiller(1984)則進一步確認，當這些非理性的投資者的行為社會化，或大家都聽信相同的謠言時，這個現象會更加的明顯，投資人的情緒因素並非隨機產生的錯誤，而是一種很常見的判斷錯誤。
此外，效率市場假說認為雖然有部分的投資人是非理性的，但投資人在經歷幾次相同的錯誤經驗後，藉由「學習的過程」可以學會正確的評價。Mullainathac 和Thaler (2000)對此提出質疑，其認為由於學習的機會成本可能高於投資人所願意負擔的代價，或學習正確的評價所需的時間可能非常長，且有些決策並沒有很多的學習的機會，所以「學習效果」並沒有很完善的文獻加以支持。
3.套利因條件限制而不能發揮預期力量
效率市場假說認為，當市場呈現非效率的情況持，仍可藉由套利的機制而讓市場恢復效率，所以價格的偏離是短期的現象；Shleifer and Vishny (1997) 和Thaler (1999) 則指出了實務上套利修正價格的力量受到了一些條件上的限制。
假設市場上有兩類的投資人，第一類是理性投資人（如同傳統理論假設的），另一類則是假性的理性投資人（quasi-rational），這一類的投資人努力做好投資決策，卻常和一般投資人一樣會犯某些決策錯誤，在此情況下，理性投資人想發揮套利的力量必先具備幾個條件。首先，就總財富而言，假性的理性投資人不能太多，否則他們將可支配（dominate ）市場，理性投資人也就無力使價格回到均衡水準。第二、市場必須允許低成本的放空，而且僅理性投資人可以放空，否則假性理性投資人將可藉由放空進一步使假格偏離。第三、經過一段時間後，資產的真正價值必須為眾人所知，否則假性理性投資人如未意識到他們對股價的評價錯誤，將不會調整他們的行為，偏離的情形也會持續下去。上述這些條件顯然很難滿足，因此，行為財務學將此稱為套利的極限（limits of arbitrage）。
套利除了受上述條件的限制，使其不能發揮預期的影響力外，套利本身也不盡然是完全無風險的。Mullainathan and Thaler (2000)指出，在實務上，套利本身還是具有風險，套利的風險主要來自於兩方面，一是要有完美的替代品，因為套利的產生最重要的是要有完美的替代品，對於某些金融商品（如期貨或選擇權），其完美的替代品較容易取得，所以套利的行為較容易產生，但對股票而言，完美替代品的選擇就相對比較困難，一般只能選擇相近的替代品，而此種套利行為自然就存在著風險。二是必須考量投資期限的長短，由於證券未來的價格是不可預測的，所以很有可能價格在回復到理論價格之前，會先偏離理論價格更遠，所以投資期限的長短就成為套利是否能成功的關鍵，如果在價格回復到理論價格之前，投資組合卻面臨變現情況，則此種套利行為也會面臨虧損。
由於套利仍會面臨上述的風險，所以套利的力量是有限制的，亦即套利機制並未能符合效率市場假說的預期（Figlewski1979,Campbell and Kyle 1993），而這也讓效率市場假說的真實性或實用性產生合理的懷疑。
三.預期效用理論
在傳統經濟學或財務學中，預期效用理論(Expected Utility Theory; EUT)佔有重要的地位，其是由奧地利籍物理學馮紐曼(Von Neyman)和經濟學家摩根斯坦於1940年代所共同提出的經濟理論。為便於闡述，茲以下表做ㄧ簡述說明:
表１預期效用與報酬比較表
報酬事件
E1
E2
A1
50
10
A2
30
30
在不確定的情況下，假設事件1與事件2(設為E1與E2)出現的機率各為50%，表中的50，30，10是指金錢報酬，在此情況下，若
A1的報酬展望為(50，30，10: 0.5，0，0.5)；指獲得50元的機會為0.5，或50%，獲得30元的機會為0或0%，獲得10元的機會為0.5或50%。
A2的報酬展望為(50，30，10: 0，1，0)；指獲得50元的機會為0或0%，獲得30元的機會為１或100%，獲得10元的機會為0或0%。
因此，若將報酬展望記作(W1，W2，W3…:P1，P2，P3…)。則不同展望當中的Wi(i=1.2.3..)皆相同，它們相差的只是Pi分佈可能不一樣。由於Wi(i=1.2.3..)皆相同，有時可以將Wi(i=1.2.3..)略而不提，而只將a和b兩種決策展望分別略記為(P1a ，P2a ，P3a …)和(P1b ，P2b ，P3b …)。
根據預期效用理論的內容，可列出推導出預期效用理論的五個公理如下：
1. 在"確定"的情況下，對Wi(i=1.2.3..)等所有可能的結果，對某人有完整一致的偏好排序函數(u)。如表中的賽局，某甲偏好W1=50優於W2=30，偏好W2=30優於W3=10，因此，可以記作u(w1)>u(w2)>u(w3)。
2. 在"不確定"的情況下，某甲對所有可能的展望{ (P1，P2，P3 : Pi=0 ，Pi=1}有一完整一致的偏好排序函數(V)。仿前一公設，可以記作V(P1，P2，P3…)。而要研究的問題便是V(P1，P2，P3…)的結構問題。
3. 偏好性假設:如果某甲偏好Wi>Wj【亦即u(Wi)>u(Wj)】，則當Wi的機率提高而Wj的機率下降時，例如上表的賽局中當P1’> P1 .P3’>P3的情況下，則V(P1’>P2’>P3’) > V(P1>P2>P3)。
4. 連續性假設:就任何u(w1)>u(w2)>u(w3)而言，必有唯一的機率q2會使得V(q2，0，1-q2)=V(0，1，O)。換言之，對於任一確定展望(W1，W2，W3；0，1，0)必有一個唯一不確定的展望(W1，W2，W3；q2，0，1-q2)，兩者的偏好排序相同，或兩者的效用是相等的。
5.替代性假設:任何展望(W1，W2，W3；P1，P2，P3)中，任一Wi被等效用的Xi取代時，其偏好排序不變。惟這裡的Xi可以是確定或者是不確定的展望。
假定前述5個公理成立下，則可證明V(P1，P2，P3…)= ΣPi*u(Wi)。再者，公設1假定存在的效用函數只允許直線線性轉換。因此，預期效用函數V可視為是確定效用函數u的一個延伸與推廣，亦即V適用於不確定的狀況下，亦適用於確定的狀況下。而如何探討V在不確定情況下的種種變化，以及其相關的影響因素，也就是展望理論所要探討的主要內容。
四.展望理論的內容
為說明展望理論的內容，茲分為展望理論的緣起，展望理論的階段，展望理論的特性，展望理論的效果，以及決策函數等幾個部分來作說明。
(一).展望理論的緣起
展望理論的產生主要緣於傳統經濟學或財務學理論無法解釋實際現象，而其形成的過程，可由展望理論的發展來觀察，以目前的發展情形而言，展望理論大抵可分成兩個部分，一是關於機率分佈(Pi)的判斷，一是有關傳統理論中價值函數的質疑；前者是認為投資人對於某一事件發生的機率分佈應無正確的判斷能力；後者則認為投資人的價值函數脫離預期效用理論的範疇，而這兩大部分可視為是展望理論得以產生的重要因素，茲分別說明如下：
1.投資人缺乏正確判斷機率分佈的能力
此一部分可分為小數法則，代表性偏誤兩個部分來作說明：
(1)小數法則
根據Kahneman與 Tversky早期的研究，其認為一般人並沒有能力來充分進行細緻的機率推理，反而會採取某種捷徑或仰賴某些經驗法則，來判斷事情發生的可行性，並作為投資決策的參考，因此，機率判斷往往包含著系統性偏誤。而一般人常犯的一個基本錯誤，即容易從其有限的樣本之認知中，去推斷某件事情發生的可能性，這種以小數來代替大數的情形，即所謂的「小數法則」。
在現實生活中，經常可見到許多「小數法則」的例子，如在一個著名的心理實驗中，受測者認為醫院不分大小，在同一天有同樣的機率接生超過60%以上的男嬰。然而，按照機率理論，醫院愈大，接生的嬰兒數愈多，男嬰所占比例的變異數愈小，從而男嬰所占比例超過60%的機會愈小。又如投資者看到某一基金經理人連續兩年的投資績效優於平均，便遽而斷定該經理人特別優異，然而，這樣推論的統計基礎其實是很薄弱的。再如許多賭徒預期第二次隨機抽樣的結果和第一次的結果有著負相關的存在，如投擲一枚普通的硬幣，在出現較多的正面之後，許多人會誤信下一次投擲較可能出現反面，即所謂的「賭徒的謬思」，因為根據統計理論，它們之間應該是相互獨立的。因此，「小數法則」往往導致根據少數幾次觀察而形成「過分推論」的結果。
(2)代表性偏誤
代表性偏誤(representativeness bias)或代表性的經驗法則，其與前述的「小數法則」有相通之處，係指個人會傾向於利用過去的印象或經驗法則來作判斷，以小樣本錯誤的解釋母體而產生的一種偏誤。在現實生活中，代表性偏誤的現象十分普遍，如在辨識「推銷員」和「國會議員」的實驗中，測試人員從某一抽樣母體隨機抽出某人作為樣本，然後要求受測者根據他們所給的樣本性質描述，例如，「張三對政治很感興趣，喜歡辯論，熱切盼望在媒體曝光」，判斷樣本是「推銷員」或「國會議員」。大部分受測者會根據表面描述而判斷張三是國會議員，儘管事前被告知抽樣母體中的推銷員比例遠大於國會議員，所以若按常理來判斷，則張三應該是推銷員的機會會比較大。又如在「NBA球員」及「律師」的實驗中，若給予的樣本性質描述是李四「黑人，200公分，酷愛運動，喜歡打藍球」，判斷樣本是「NBA球員」及「律師」，則大部分的人會認為李四是「NBA球員」，實則成為「NBA球員」的機率很低，但因為人類心中具有代表性偏誤的傾向，所以很容易誤判李四為「NBA球員」。
另外，「代表性」的判斷法則，和一般所謂的「刻板印象」有關，或者可以說是根據「刻板印象」的回溯推論，如前述酷愛運動的高大黑人是NBA球員，此一現象亦可以稱作是「近便性」(availability)的現象，而所謂「近便性」是指容易想到或時常可以看到或聽到的事例，對機率判斷的影響超過客觀資料的比例。如親友曾經遭遇車禍受傷或死亡的人，通常會高估城市車禍事件發生的頻率，儘管他本人知道相關的整體統計數字，這也是一種扭曲機率分配判斷的經驗法則。
在日常生活中，亦很容易發現一般人對事情的判斷與其所擁有的資訊的熟悉與否有關，若與不甚熟悉的訊息相比，熟悉的訊息在腦海裡的「近便性」較高，因此，一般人更容易想到，相信更為真實，也更為切題。下面是行為財務學中一個較常被提及且較著名的「近便性」實驗，受測者被要求考慮三對死亡的原因，分別是肺癌VS車禍，氣腫VS兇殺案，以及肺結核VS火災。測試者就每一對死亡原因，挑出每年在美國 造成最多死亡人數的原因。實驗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每年在美國死亡的人數及其原因比較表
死亡原因
受測者的選擇
每年在美國的死亡人數
報紙的死亡事故報導次數
肺癌VS車禍
43%VS57%
140000VS46000
3VS127
氣腫VS兇殺案
45%VS55%
22000VS19000
1VS264
肺結核VS火災
23%VS77%
4000VS7000
0VS24
從表2中可以發現，媒體報導事故的次數愈多，對受測者判斷何種死亡原因奪走較多人性命，有著顯著的影響;以肺癌VS車禍為例，受測者認為因為車禍死亡的人數大於因肺癌的人數(57%＞43%)，這是因為報紙大量報導因車禍死亡的人數所致(127次)，而少報導因肺癌而死亡的人數(3次)，而讓受測者誤認為因車禍死亡的人數高於因肺癌而死亡的人數，實則因肺癌死亡的人數為因車禍死亡的人數高出2.04倍，故知當中存在著明顯的代表性偏誤。
2.對EUT中價值函數的質疑
由於投資人的決策模式和預期效用理論假設上的不符，因此，在不確定的情況下，決策行為會偏離EUT的現象，此一現象首先由198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莫里斯.阿雷(Maurice Allais)於1953年所發現，而其發現的過程是由實際驗證而來，在其實驗中，要求受測者在A和B兩種彩券間做出選擇:
A彩券有100%的機會可以贏得3000元
B彩券有80%的機會可以贏得4000元，20%嬴得0元
實驗的結果，大多數人會選擇A
A及B彩券乘於某一固定比率，而成為C和D彩券，其輸贏如下：
C彩券有25%的機會可以贏得3000元，75%的機會贏得0元
D彩券有20%的機會可以贏得4000元，80%的機會嬴得0元
實驗的結果，大多數人會選擇D
事實上，(C，D)中彩的機率是從(A，B)的中彩機率乘上0.25倍而來。所以根據EUT理論，如果某甲偏好A甚於B，那麼他必然也會偏好C甚於D。但根據上述的實驗結果，卻產生了完全相反的結論，此一現象被後世學者稱之為阿雷矛盾（Allais Paradox）；而繼阿雷之後，又有許多學者發現與預期效用理論不同的矛盾現象， 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與塔伏斯基(Amos Tversky)亦發現了許多偏離EUT的證據，其中最重要的是兩人在1979年所提出的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而這也是展望理論掘起的主要原因。
(二).展望理論的階段
一般而言，展望理論將決策過程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對於問題的情況進行初步的分析，框架出有效的決策選項，外在環境可能發生的狀態，和各種決策選項可能造成的結果(亦即框架相依的現象)，此一階段亦稱為問題編輯；第二階段為對各種決策展望進行評價，從而挑出一個價值最高的選項。茲分別說明如下述。
1.第一階段(編輯階段)
展望理論的第一階段又稱為編輯階段，可分為框架效應與編輯兩個部分來作說明。
(1)框架效應
在傳統經濟學中，其決策理論(包括EUT在內)係假設決策行為不受問題表述方式的影響，亦即假設決策者能夠一眼看穿表述方式的差異，並立即掌握問題情境的客觀本質，然後便能夠理性的下定決策；如國人若稍一思索便知道「2004年的台灣 總統」和「319槍擊案的男主角」指的是同一個人，這便是一種框架效應。
然而，實際上，表述或框架問題的方式不同，決策往往也會產生差異，換言之，框架效應是實際決策偏離EUT的一個重要原因。如在某個有關肺癌醫療決策的實驗中，受測者先被告知有兩種治療方法(手術和放射線治療)所獲致的結果統計，然後請問他們偏好哪一種治療方法。實驗分成兩組(受測者分別為247人和336人)，問題情境的表述方式相同，其中一組以"存活率"表述呈現，而另一組則是以"死亡率"表述呈現，而卻產生不同的結果，茲說明如下。
①當以存活率為情境表示方式(即存活率框架)時，實驗樣本數為 N=247
採用手術治療:100個接受手術治療的病人，手術後有90人存活(即存活率為90%)，68人在手術一年後仍存活，34人在手術五年後仍存活，則根據調查，會有72%的受測者會選擇採用手術治療。
採用放射治療:100個接受放射治療的病人，治療後全部存活(即存活率為100%)，77人在治療一年後仍存活，22人在治療五年後仍存活；則根據調查，會有28%的受測者會選擇採用放射治療。
②當以死亡率為情境表示方式(即死亡率框架)時，實驗樣本數為N=336
採用手術治療:100個接受手術治療的病人，手術時有10人死亡(即死亡率為10%)，32人在手術一年內死亡，66人在手術五年內死亡。則根據調查，會有56%的受測者會選擇採用手術治療。
採用放射治療:100個接受放射治療的病人，治療時沒有人死亡(即死亡率為0%)，23人在治療一年內死亡，78人在治療五年內死亡。則根據調查，會有44%的受測者會選擇採用放射治療。
經由前述的實驗證明可知，在247個收到「存活率框架」訊息的受測者當中，有28%選擇放射治療(另72%選擇手術)。但在336個收到「死亡率框架」訊息的受測者當中，選擇放射治療的比例卻上升至44%。這就是一種框架現象，蓋因這個實驗結果顯示，放射治療相對於手術的優點，是以立即死亡的風險由10%降至0%的方式呈現時，比以存活率從90%上升至100%的方式呈現，更為凸出顯目，也更有影響力，實則二者並無差異，而這樣的框架效應不會因受測者的背景而有差異。亦即受測者不論是醫生，醫學院學生，或是一般消費大眾，其選擇的過程其實是隱含了框架效應。
(2)編輯
編輯 是為了對不同的展望做簡化和重新編碼(encode)，而編輯階段主要包含編碼、合併、分解、取消等四個部份，茲就其內容說明如下：
①編碼(coding)：編碼是指對個人所認知的出象是利得和損失加以編列部位，但這裡指的不是期末財富部位。利得和損失是相對於某個參考點(reference point)來決定的。通常這個參考點會是根據目前財富部位來決定，但有時候參考點位置的決定是受到目前面臨的prospects 情況和決策者對未來的預期所影響。如Barber and Odean（1999）認為， 投資人的參考點除了根據其買價來決定之外，價格未來的走勢也可能會影響到參考點的決定。
② 合併(combination)：合併是指將相同出象的機率合併，用以簡化問題。
③ 分解(segregation)：分解是指將prospects分解成無風險因子和風險性因子。
④取消(cancellation)：取消是指將相同因子去除，用以簡化現象；取消的情況可能有兩種，一是分離效果，因為個人對於一個兩階段的賭局，通常只會考慮第二階段的部份。一是個人對於不同賭局中的相同因子會不予考慮。例如，若有兩個賭局可供選擇，分別是( 200，0.2 ; 100 ， 0.5 ; -50 ， 0.3 )和( 200 ， 0.2 ; 150 ， 0.5 ; -100 ， 0.3 )。則可能會將這兩種選擇中相同的因子( 200 ， 0.2 )消去，使這兩種選擇變成( 100 ， 0.5 ; -50 ， 0.3 )和( 150 ， 0.5 ; -100 ， 0.3 )，再予以評價。
2.第二階段(評價階段)
在 展望理論中，第二個階段又稱為評價階段，也就是假設決策者對每一個被編輯過的prospects 加以評價，然後選擇最高價值的prospect。
在假設賭局為常態(即出象不是 絕對為正，也不是絕對為負) 下，每一個prospect的價值是:
式中， v 是價值函數(value function)，而π是決策權數函數(decision weighting function) 。其中，價值函數取代了傳統預期效用理論中的確定效用函數，決策權數函數則是將預期效用函數的機率轉換成決策權數。
在展望理論中，KT定義一個prospect 是一個賭局( x , p ; y ,q )，這個賭局最多只有兩個非零的出象。而在這個賭局中，個人得到x 的機率為p ，得到y 的機率為q ，另外個人有(1 − p − q) 的機率為0，即得不到任何東西，因此p + q ≤ 1。若賭局所有的出象皆為正，也就是x , y > 0且p + q = 1，則這種賭局被稱為絕對為正(strictly positive)，此即為正展望；但若賭局中所有的出象皆為負，也就是x , y < 0且p + q = 1，則這種賭局被稱為絕對為負(strictly negative)，稱之為負展望；若賭局中的出象不是絕對為正也不是絕對為負，也就是p + q < 1或x ≥ 0 ≥ y 或x ≤ 0 ≤ y ，則這種賭局被稱為常態(regular) 。
(三).展望理論的特性
根據展望理論中的編輯階段，其認為個人在評估風險性決策時，會使用參考點來影響決策。決策所使用的價值函數是以參考點為中心，呈現S 型的形狀。也就是說，個人並非只是單一的風險趨避，而是風險趨避與風險愛好的混合(mix)。當處在相對低於參考點的位置時，大多數的個人會是風險愛好的；當處在相對高於參考點的位置時，大多數的個人是風險趨避的。所以展望理論對於價值函數主要有以下三個特性:
1.參考點在考量決策上的重要性
價值函數是定義在相對於某個參考點的利得與損失，而參考點可以視為個人心理感受的指標之ㄧ，為影響決策的重要因素。
2.價值函數為S 型的函數
指價值函數在面對利得時是凹函數(concave)，但面對損失時卻是凸函數(convex)，亦即投資人面對利得時是風險趨避者，面對損失時是風險愛好者。這表示投資人每增加一單位的利得，其增加的效用低於前一單位所帶來的效用，而每增加一單位的損失，其失去的效用也低於前一單位所失去的效用。也就是說，對已經賺錢的投資人來說，對下一次賺錢所額外感受到的快樂(正效用)不比之前賺錢時來得快樂；反之， 對已賠錢的投資人而言， 對下一次賠錢所額外感受到的痛苦(負效用)不比之前賠錢時來得痛苦。
3.價值函數之損失的斜率比利得的斜率陡
指投資者在相對應的利得與損失下，其邊際損失比邊際利得敏感。即此函數在獲利區為效用遞減，投資人呈現風險趨避傾向；反之，在損失區為效用遞增，投資人有風險愛好傾向。如損失一單位的邊際痛苦大於獲取一單位的邊際利潤，也就是個人有損失趨避的傾向。換言之，即使損失與獲利數量相同，但因損失所感受到的負效用會大於因獲利所感受到的正效用。
圖1 價值函數圖
(四).展望理論的效果
展望理論的主要效果一般可分為三個，即確定效果、反射效果，以及分離效果，茲說明如下述：
1.確定效果
確定效果(certainty effect)或確定性效應，是相對於不確定的出象(outcome)而言，係指人們會有加重被認為確定性結果的傾向或趨勢，亦即個人對於結果確定的出象會過度重視。KT 設計了兩個問題來說明確定效果。第一個問題是，假設有兩個賭局，第一個賭局有33%的機會得到2,500 元，66%的機會得到2,400 元，另外1%的機會為0；第二個賭局是確定得到2,400 元，問卷的結果顯示有82%的受訪者選擇第二個賭局。
第二個問題也假設有兩個賭局，第一個賭局有33%的機會得到2,500 元，67%的機會為0。第二個賭局有34%的機會得到2,400 元，66%的機會為0。問卷的結果顯示，有83%的受訪者選擇第二個賭局。
比較以上兩個問題可知，根據預期效用理論，第一個問題的偏好為u(2,400) > .33u(2,500) + 0.66u(2,400) 或0.34u(2,400) > 0.33u(2,500)，其中u(.) 為效用函數。第二個問題的偏好卻是0.34u(2,400) < 0.33u(2,500) ，這明顯地違反預期效用理論。
2.反射效果
反射效果(reflection effect)是指個人若考慮負的出象，即損失(loss)，可發現個人對利得和損失的偏好剛好相反，稱為反射效果。個人在面對損失時，有風險愛好(risk seeking) 的傾向， 對於利得則有風險趨避(risk aversion) 的傾向。這和預期效用理論並不一致，可以看出個人注重的是相對於某個參考點(reference point) 的財富變動而不是最終財富部位的預期效用。
KT 設計了一個問題來說明反射效果。假設有兩個賭局，第一個賭局有80%的機率得到4,000 元，第二個賭局是確定得到3,000 元，問卷的結果顯示有80%的受訪者選擇第二個賭局。若將出象改成負的，即第一個賭局有80%的機率損失4,000 元，第二個賭局是確定損失3,000 元，問卷的結果顯示有92%的受訪者選擇第一個賭局。
3.分離效果
分離效果(isolation effect)是指若一組prospects 可以用不只一種方法被分解成共同和不同的因子，則不同的分解方式可能會造成不同的偏好，這就是分離效果。KT 設計了一個兩階段的賭局來說明分離效果。在賭局的第一個階段，個人有75%的機率會不得到任何獎品而出局，只有25%的機率可以進入第二階段。
到了第二階段又有兩個選擇：一個選擇是有80%的機率得到 4,000 元，另外一個選擇是確定得到 3,000 元。從整個賭局來看，個人有20% (25%× 80%)的機率得到 4,000 元，有25%的機率得到 3,000 元。對於這個二階段賭局的問題， 有78%的受訪者選擇得到3,000 元。但KT 若問受訪者另一個問題：「兩個選擇：20%的機率得4,000 元和25%的機率得到3,000 元」，大部份的人會選擇前者。
由此可知，在兩階段的賭局當中，個人會忽略第一個階段只考慮到第二個階段的選擇，即是有短視(myopia) 的現象，亦即投資人對於長短期判定不同所產生的一種衝突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個人面臨的是一個不確定的prospect 和一個確定的prospect 。若只考慮最後的結果和機率，個人面臨的是兩個不確定的prospects 。雖然這兩種情況的預期值相同，但是由於個人不同的分解方式，會得到不同的偏好。因此，若以預期效用理論的觀點來看，這兩個賭局是相同的，個人的選擇應該相同，但是實際上卻不是如此，個人會因為問題描述方式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選擇，這就是所謂框架相依的現象。
(五).決策權數函數
(Decision Weighting Function)是指一般投資人的心理會對於客觀的機率分配給予不同於客觀機率條件下的主觀評價，對於極小機率及機率為1的主觀評價會高於它們的客觀機率值，而對於一般機率或很大(但不為1)的機率之主觀評價，會低於其客觀的機率值，因此，人們對於極小的機率，在其心中的主觀上通常會給予偏高的評價；整體而言，決策權數函數是展望理論中的特色，主要因其不同於一般傳統經濟理論的客觀機率分佈，為便於說明決策權數函數的內容，茲以圖形說明如下述：
圖2 決策權數函數圖
在圖2中可以發現 ，在開放的實數集合(0,1) 中，π(∙)為一單調上升函數：
π(0)=0，π(1)=1；但在0點和1點，π(∙)呈現不連續；當P接近0時，π(P)>P，當P接近1時，π(P)<P，而且π(P)+π(1-P)=1。換言之，低機率的評價權數會被高估，高機率的評價權數也會被低估。因此，在任何既定的機率比(r)而言，任何兩機率的評價權數比，在機率較低時比較高時更為接近1。 例如: π(0.1)/π(0.2) >π(0.4)/π(0.8)。
1981年的一個實驗，也顯示了機率評價權數 如何導致「阿雷矛盾」。其實驗如下:
1.假設有A、B兩種不同的彩券，其損失及利得的機率如下：
A彩券:確定有100%的機會可以贏得30美元
B彩券:80%的機會可以贏得45美元，20%嬴得0元
實驗的結果，大多數人會選擇A彩券【78%】
C彩券:25%的機會可以贏得30元，75%的機會贏得0元
D彩券:20%的機會可以贏得45元，80%的機會嬴得0元
實驗的結果，大多數人會選擇D彩券【58%】
同樣地，問題二是問題一的選項機率乘上0.25倍而來。根據EUT理論，如果某甲偏好A甚於B，那麼他必然也會偏好C甚於D。但根據實驗結果，實際上看來並非如此。因為當贏得彩票的機率顯著降低時，大部分的受測者會從原本偏好小獎(30美元)轉成偏好成大獎(45美元)。卡尼曼等人說明此種現象是因為當贏錢的機率會從確定的100%降為0.25(r=1/4)時，而其所產生的機率評價權數效應大於贏的機會從0.8(按同一比率)降為0.2所產生的效應。因為根據展望理論，大多數的受測者在問題一的選擇時其實就隱含了v(45) π(0.8) < v(30)π(1)，而在 問題二的選擇其實也隱含了v(45) π(0.2) >v(30)π(0.25)。再代入前述的觀念，π(∙)的曲度也應符合π(0.2)/π(0.25) > π(0.8)/π(1)。因此，極易產生所謂的阿雷矛盾。
四.展望理論的應用
自從Kahneman與Tversky共同提出展望理論，並獲得諾貝爾獎的殊榮以後， 展望理論的發展極為快速，由於其所含蓋的範圍很廣，不論是經濟、股市、教育、投資、行銷，亦或是公共政策與選舉政治等，都有展望理論的應用與探討，其中，幾個比較特殊的研究案例都凸顯了展望理論的重要，如Kepke(1997)曾利用展望理論探討當年伊拉克與美國的敵我心結，Parekh(1995)以展望理論探討美國與北韓的緊張關係，De Bondt and Makhija(1988)則以展望理論探討核能電廠投資案中途放棄的問題。而近期中，利用展望理論來解釋選舉現象的案例愈來愈多，茲就其在選舉上的應用內容說明如下述。
（一）展望理論與選舉
許多學者將展望理論的觀念應用在選舉決策上，且發現不同的情境可能產生不同的選舉結果，茲以不同的情況說明如下述：
1. 經濟條件影響選舉結果
一般而言，當一國的經濟前景看好時，人們會傾向安於現狀，而為了維持現狀，人民通常會選擇較保守的執政者或政策；反之，當經濟景氣不佳或面臨重大威脅時，人們會傾向於孤注一擲，而接受大膽或激進的政策與候選人。由於人民有安於現狀的執著，一旦經濟前景美好時，大動作的政策變革，往往不為人們所樂見，當人們的生活面對威脅時，例如面臨景氣衰退、失業 危機時，任何願意改善現狀的政策，人們都願意嘗試。換句話說，當選民認為當前國家穩定、經濟蓬勃發展時，較會傾向支持在位的執政者。反之，當選民對於當前國家發展與經濟
環境有許多不滿時，則易冒險投票給較具創新觀念、激進批判、或者不同於現任在位者聲音的候選人，即使該候選人的經驗與執政效果如何尚且未知。這種情形可視為是展望理論中，有關「利得與損失風險偏好相反」的觀點之延伸。
2. 決策參考點的不同影響選舉結果
在決策的過程中，一般人對某件事情的判斷容易受到決策參考點的影響，不同的議題，選民採用的決策參考點亦可能不同，因為只有知道自己所處的位置，才能以最佳的方式規劃與行銷自己的政策，因此，瞭解什麼是選民最關心的議題十分重要，因為唯有了解，才能使所提的政策與政見較易獲得選民的認同。根據展望理論，人們的獲利與損失受到相對參考基準點的影響，選民心中的參考基準點可能是其他國家的經濟與政治環境，也可能是國內在選舉之前的狀態(如痛苦指數的變動情況)。當環境與選民心中認知的參考點產生差異時，則會影響選民對於政治與經濟方案的評估，並產生不同的偏好，從而造成不同的選舉結果。
3. 問題與政策描述的方法不同會影響選舉結果
一般而言，描述問題與政策表達的方式會影響選民心中的決策參考點，進而影響選民心中對於政策可能帶來的效果與相對優缺點的評價，與執政者及候選人在選民心中的看法。例如政策宣導，選戰文宣，適當地選擇有效的表達方法，都可以使政策或政見為執政者或反對黨提供借力使力的工具，因此政策推動時，預期效果的表達如果比較客觀，則選民心中的感受不同，從而也會影響選舉的結果。
4. 人民對於環境的不利反應會影響選舉的結果
根據展望理論，相較於獲利，人們對於損失的反應較為敏感。因此，在國家經濟發展情況良好時，如果不同候選人都提出某些促進國家發展的政策，對選民所能造成的衝擊之敏感程度較低，感覺差異較小，影響力亦較弱，因為選民並不覺得需要積極去投票作改變。相對地，當選民覺得當前國家經濟前景不佳時，則會有急欲改變當前環境的動機，較會積極地去投票，並對選舉結果產生影響。
（二）展望理論與美國的選舉
在展望理論與選舉中，人們將選舉視為避免未來損失的一種手段。亦即當人民處在滿意的環境狀態下，會傾向於採取風險趨避的策略；而當處於損失或受威脅的情況下，則會採取損失趨避的策略，從而傾向於甘冒風險的行動。以美國的期中選舉制度為例，在每四年的總統大選 中間，也就是總統大選完二年後，進行參眾議員的選舉。結果發現，自1862年起，美國的期中選舉，除了兩任期中選舉外，執政黨在美國眾議院幾乎都會失去席位。如果說期中選舉提供給選民一個傳遞認同或不認同國家管理當局的機會，則將展望理論用來解釋美國期中選舉的現象，可推論選民認知到他們將面對可能的損失，因此，在現實中選民有避免可能產生損失的動機而去參與期中選舉的投票。
至於美國的期中選舉為何會發生上述的現象，Patty(2002)認為，當經濟狀況良好時(如1998年)，由於很少選民會將目前政府在位者的持續就任視為可能發生損失，因此，會選擇風險趨避的策略，也就是繼續支持現任者。反之，當總統選舉與期中選舉之間發生強烈負面的衝擊時，則為了避免損失(Loss Averse)，選民可能會認為若現任政府的政策持續或繼續連任，未來可能會有損失發生。為了要扭轉損失，選民會在期中選舉中積極參與投票，投給非執政的政黨候選人，即使該執政效果可能是不確定，或候選人可能較不具知名度，亦可視為是一種高風險的選擇。這個現象主要是因為選民很自然地會將他們所面對的困境，歸咎於總統及其所屬幕僚團隊的政績，由於執政者具有高知名度與高曝光率的群擺效果 (類似Tversky and Kahnman (1973)所定義的available heuristic)，使得選民連帶地將責任與能力類推到執政者所屬的政黨與政黨成員身上。因而在期中選舉中，若選民面臨經濟困境時，就很容易對總統所屬的政黨成員投反對票，而導致總統所屬政黨不論在席位或得票數都大幅減少的情形。
相對地，如果選民對於當前環境與發展是滿意的，且相信執政當局持續的政策推動是好的，則選民並不會為了要維持現狀，而特別去參與期中選舉的投票，因此，執政黨並不會因此提高席位或有得票數的增加。相較於為了扭轉現狀與反對執政黨而積極去投票，平均而言，執政黨在期中選舉的席位或得票數因此是 減少的。所以，與總統所屬同一政黨的其他在位的眾議員，若在其行政區域上已服務很久者，個人的聲望能力能夠較明顯地與總統特質區分時，將較不會受到總統執政效果好壞的群擺效應所影響。相較於服務時間較短，知名度較低的候選人，資深的眾議員在期中選舉時較不會因此而失去席位。
（三）展望理論與台灣的選舉
從前述的說明可知，當人民處在滿意的環境狀態下，會傾向於採取風險趨避的策略；而當處於損失或受威脅的情況下，則會傾向於採取甘冒風險的策略。以台灣的三合一選舉制度為例，在每四年的總統大選中間，進行縣市長、縣市議員的選舉。結果發現，自2004年起，執政黨在台灣的立法委員及縣市長的選舉中幾乎都會失去較多的席位，驗證了期中選舉提供給選民一個傳遞認同或不認同國家管理當局的機會 。
至於台灣的三合一選舉為何會發生上述的現象，亦可應用展望理論來加以說明，當總統選舉與期中選舉之間發生強烈負面的衝擊時，則為了避免損失，選民可能會認為若民進黨 政府的政策持續或繼續連任，未來可能會有相對較大的損失發生。為了要扭轉損失，選民會在三合一選舉中積極參與投票，並投給國民黨 的候選人，主要是因為選民很自然地會將他們所面對的困境，歸咎於總統及其所屬幕僚團隊的政績，因此，在期中選舉中，若選民面臨經濟困境時，就很容易對總統所屬的政黨成員投反對票，而導致總統所屬政黨不論在席位或得票數都大幅減少的情形。
（四）展望理論的不同決策參考點與選舉
根據展望理論，個人對風險的態度決定於其認知為獲利或損失，也就是相對於基準點的看法。因此，若從展望理論的觀點，則在選舉時，相對於競爭者而言，執政黨或執政者對選民的風險是相對較低的，因為競爭者缺少行政資源，其知名度一般亦不如在位者，且其政策可能會改變目前的現狀，而不論是更好或更壞，對人民都是一種不確定性。因此，若根據展望理論的認定，其認為在人若處於獲利狀態，則為風險趨避者，若處於損失狀態，則其是風險偏好者；由此可以推論，當國家政經狀況良好時，人民會傾向於支持執政者，因為對選民而言，其可能的風險相對較低，故現任的執政者是較佳的選擇。相對地，若國家政經情況不佳，人民會傾向於支持在野黨，因為當選民對於當前的政經狀況或執政者的執政效率不滿時，其可能接受一個風險相對較高的選擇，而成為風險偏好者，故會傾向於支持在野黨。為便於說明不同決策參考點對選舉的影響，茲舉例說明如下：
假設某個國家正在舉行總統大選，有二位分屬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候選人分別提出二種不同的政策，政策都為可行，且都已在其他的四個國家執行。此外，此兩種政策都受到該國二位知名的經濟學者Ａ與Ｂ研究，每位經濟學者都做了預測，而預測的內容均包括標準生活指數(Standard Living Index,SLI)，且SLI愈高，表示該國的經濟前景愈佳。
假設有甲與乙兩個問題，其他四國的標準生活值，以及Ａ與Ｂ兩位經濟學家的預測值如表3所示，今假設您是該國的選民，則在問題甲中，您會選擇那一黨的候選人？經實驗統計以後發現，在89個抽樣樣本中，選擇民主黨候選人的選民佔28%，選擇共合黨的選民則佔72%。但若為問題乙，則在96個抽樣樣本中，選擇民主黨候選人的選民佔50%，選擇共合黨的選民則亦佔50%。
由於兩位經濟學家對兩黨候選人的政策之預測結果都是相同的，假設兩位經濟學家的專業都受肯定，且問券回答者給兩位學者的預測值都是一樣的權重，由於民主黨候選人的政策之預測值差距較大，故其風險相對較高，但會得到風險偏好者的支持；相對的，共和黨候選人的政策之預測值差距較小，其風險相對較小，故能得到風險趨避者的支持；然而，選民的選擇其實是受到其他四個國家的標準生活指數的高低之影響，因此，不論是問題甲或問題乙，都會把其他四個國家的SLI當作基準的參考點，在此情況下，若布朗（Brown）先生是民主黨的候選人，則其在發表政策時，應提供其他四國執行效果較佳的決策參考點(如問題乙)給選民，則可以讓自己居於較佳的優勢；反之，若葛因（Green）先生是共和黨的候選人，則可以選擇其他四國執行效果較差的決策參考點(如問題乙)，則亦可讓候選人不致於居於劣勢。有關不同決策參考點與選舉政策的關係可參閱表3的說明。
表3不同決策參考點與選舉政策的影響比較表
問題
經濟學者
其他四國的標準生活值
民主黨候選人的政策
共和黨候選人的政策
甲
Ａ的預測值
$43，000
$65，000
$51，000
Ｂ的預測值
$45，000
$43，000
$53，000
乙
Ａ的預測值
$63，000
$65，000
$51，000
Ｂ的預測值
$65，000
$43，000
$53，000
五.結論與建議
了解展望理論的內容及其所探討的問題以後，可將本文的結論與建議說明如下述：
(一)結論
經由前述的說明，可將本文的結論臚列如下：
1.效率市場假說認為在股票市場中，股價會反應所有的相關資訊，即使股價偏離基本價值，也必定會回歸基本價值，所以價格的偏離只是短期的現象。效率市場假說主要是建立在三個假設條件下，即投資者是理性的，投資者的交易是隨機的，以及可利用套利機制使價格回復理性價格。但展望理論對效率市場假說的三個假設提出質疑，其主要的批判包括以正常行為取代理性行為，投資人的非理性行為並非隨機發生的，以及套利因條件限制而不能發揮預期力量。
2.預期效用理論(EUT)是1940年代的重要經濟理論，而預期效用函數可視為是確定效用函數的一個延伸與推廣，亦即預期效用函數適用於不確定的狀況下，亦適用於確定的狀況下。而如何探討預期效用函數在不確定情況下的種種變化，以及其相關的影響因素，就是展望理論的主要內容。
3.展望理論的內容大抵可分成兩個部分，一是關於機率分佈(Pi)的判斷，一是有關傳統理論中價值函數的質疑；前者是認為投資人對於某一事件發生的機率分佈應無正確的判斷能力；後者則認為投資人的價值函數脫離預期效用理論的範疇。在決策過程上，展望理論將其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對於問題的情況進行初步的分析，亦即框架相依 的現象，此一階段亦稱為問題編輯； 第二階段為對各種決策展望進行評價，從而挑出一個價值最高的選項。在價值函數的判斷上，展望理論認為價值函數主要有三個特性，即參考點在考量決策上的重要性，價值函數為S 型的函數，以及價值函數之損失的斜率比利得的斜率陡。在效果上，展望理論的主要效果一般可分為三個，即確定效果、反射效果，以及分離效果。
4.展望理論的發展極為快速，由於其所含蓋的範圍很廣，不論是經濟，股市，教育，投資，行銷，亦或是公共政策與選舉政治等，均能利用展望理論來作應用與探討。
(二)建議
根據上述的結論，本文的建議如下：
1.效率市場假說主要是建立在三個假設條件下，即投資者是理性的，投資者的交易是隨機的，以及可利用套利機制使價格回復理性價格。但展望理論對效率市場假說的三個假設提出質疑，其主要的批判包括以正常行為取代理性行為，投資人的非理性行為並非隨機發生的，以及套利因條件限制而不能發揮預期力量。若從實務面來加以探討，展望理論更能說明實際現象，因此，現代的經濟學者或財務專家更需要考量展望理論的重要性。
2.在預期效用理論(EUT)的研究方法論中，其認為個人行為不僅是構成社會現象的基礎，而且任何社會現象皆可簡化為追求自利的個人理性互動的結果，至於所謂社會規約與傳統習慣等社會因素，則被認為完全沒有獨立的解釋能力。但此種認定模式與事實不符，卡尼曼和塔伏斯基的展望理論比EUT更為貼近真實，因此，不論是理論專家或企業經理人，其在作推論或作決策時，宜充分使用展望理論的觀念與分析模式，才能解決真正的事實問題。
3.卡尼曼和塔伏斯基的展望理論的出發點在於描述實際的決策行為，對於實際的複雜性，會採用一些特別複雜的假設如二階段決策論、框架效應、S形效用函數、特殊的機率評價權數等，而更多的假設條件下可以獲致較為複雜的理論，也比傳統的經濟或財務理論更能夠解釋較多的實際現象。
4. 展望理論為經濟人的不理性行為提供了更寬廣的思考空間，也解決了經濟學上一些無法解決的問題，其也是行為財務學的開端，它帶給財務研究最大的貢獻，不僅是將心理學的研究成果融入財務研究中，而是這種觀念上的革新，將傳統財務研究從原本理性的眾多假設中解放出來，進而豐富了財務理論的內涵，而且也讓行為經濟學與行為財務學的理論，更能獲得大家的認同，而這也是當今學者與企業經營者所必須考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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