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委會繼擬定未來將分三階段開放千項產品赴大陸投資方案後，日前又研擬了資金回流機制等措施，送行政院核定。從阿扁政府上任以來，工商界即形成強大的開放兩岸經貿政策的訴求與壓力。其間，行政院雖一再表示與承諾，將回應企業發展的實際需求，朝放寬「戒急用忍」政策之方向調整，但迄今為止，皆仍然停留於部會間的研議與討論階段，實質內容始終未能定案。吾人以為政府雖有「積極開放」的誠意與決心，但卻毫無「有效管理」的把握與信心，乃致於阿扁兩岸經貿政策所強調的這兩項基本原則，反而變成落實與修正政策過程中，相互掣肘的矛盾與阻礙因素。

在全球化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的既定環境條件下，兩岸之間經貿關係的進一步開放，已是勢之所趨，無法抵擋。是故以「積極開放」的態度來建構未來的兩岸經貿政策，毋寧是一項正確而適時的作法。惟由於兩岸間的處境較為特殊，基於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等整體利益的考量，如何在開放的過程中，將可能產生的負面衝擊與影響，降到最低，自然亦是開放同時所須兼顧及小心應付者。但是，無論如何，開放的基調不能或變，而「有效管理」無非只是為了讓開放的過程更加平順而所須輔以的合理規範而已。政府切不可以無法達到管理的成效為口實，而縮減積極開放政策原應有的範圍與程度，如此不但是本末倒置的作法，而且還會成為政府不圖精進與不敢面對挑戰的護身符。兩岸經貿關係的開放與改善，終將原地踏步。

雖然張俊雄院長一再強調，政府調整「戒急用忍」政策的開放步伐未變，但從最近許多陸委會與國安會等相關官員的談話，隱約可以感受到開放的程度或速度，似乎有縮小或趨緩的可能。無獨有偶地，陸委會日前又公布了一項「民眾對當前兩岸關係之看法」的民調結果，其中有近五成六的民眾認為，政府對台商赴大陸投資應該限制更嚴格，另外，有高達百分之八十二的受訪者，贊成對去大陸投資的台商有所限制與規定。雖然陸委會表示，民調結果僅供參考，不會依照民調結果來制訂政策，因此兩者不宜畫上等號。但是，其中透露出政府利用「沉默大眾」的意見，來對抗「台商族群」壓力的居心與用意，非常明顯。政府似乎已準備好以「尊重多數民意」的理由，為即將敲定的兩岸經貿政策辯護與脫責。

誠如張院長所言，如何開放產業並有效管理資金，是「戒急用忍」政策的兩個重要支柱。可見政府所指的「積極開放」，要皆僅以產業面為主，根本不包括資金面的鬆綁與開放。這種硬將產業與資金依照不同標準切開的「二分法」，便注定了吾人目前所面對的政策不定與紛亂局面的宿命。就開放與管理二者言，產業面的管理相對較資金面容易；而資金面的開放則相對較產業面簡便。如今，政府採取「產業開放、資金管理」的作法，正巧與二者本質相反，無怪乎常自陷思辯的矛盾而不得其解。其實，政府應跳脫對資金外流的拘泥想法，所謂「有效管理」指的應當是整體產業調整機制的順暢運作，而非狹隘的控管資金的來去而已。

其一，產業經濟學大師熊彼得曾經以「創造性的毀滅」，來解釋創新活動對產業發展與調整的重要性。對現存環境條件的大膽毀滅行動，乃是孕育社會參與群體更富發展生機的開始。隨著不斷汰舊換新的循環過程，產業亦得以蛻變成長而維持生生不息的競爭力。兩岸的投資環境這幾年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大陸政府刻意努力的招商優惠中，台灣的生產要素條件不論人力、土地與基礎設施等，都已呈現出成本上的相對劣勢。透過經濟體系的有機運作，「產業出走」固然對社會帶來了毀滅性的壓力與恐慌，但卻也是開拓成長遠景的動力來源。就由於「毀滅」本身尚具備有積極性的創新意義，因此，設法彰顯其此一正面的功能，便成為政府產業政策的重要職責。兩岸間產業與資金的進出，政府允宜以此宏觀角度，來建構未來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其二，「戒急用忍」政策實施經年，姑且不論其實質內涵的對錯，吾人以為其更重要的意義與目的，應該是在爭取我國在產業調整過程中，能有更充裕的時間來適應變化及改善投資環境。從這個觀點言，「戒急用忍」不啻還頗符合促進產業調整機制發揮功能的要旨。可惜迄今為止，「戒急用忍」的結果，不但我國投資環境仍然問題與缺失叢生，尤有甚者，「配合」政府政策的企業，如今卻遭受到生存危機的更大威脅以及商業利基的不斷流失。如果限制的目的與成果，終能得以提高整體產業的調整效率，則「戒急用忍」政策自有其值得肯定的價值。只是，吾人實際看到的恐怕不是如此。

阿扁政府容或有心以更開放的態度來修改「戒急用忍」政策，但若是不能從建立產業調整機制的大處著眼，來審視「戒急用忍」政策的實施目的，則在左右為難的情況下，吾人大膽預言其必然仍將無法擺脫掉舊有的框架與限制。若此，社會近一年的期待亦將隨之落空。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本評論刊登於90.4.8工商時報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