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輪替之後,國家政經環境每下愈況,基於學者的良心,在過去的一百天中,我曾寫過一序列的財經建言,包括為增加國內投資人對大陸股票市場的了解而寫了「大陸B股」,「大陸股票市場開放與B股效應」;為探討國內資金外流的問題而完成了「兩岸資金回流」,「兩岸資金往來機制之建立」的研究;為了凸顯執政黨的治國特色而寫了「口號治國」;為了修正政府的財經措施之不當而撰寫了「土地增值稅探討」,「錢坑坑錢」,「變色的彩券」,「企業出走債留台灣」;為了政府的凱子外交模式而以自己曾在拉丁美洲任教的經驗而寫了「金援外訪」等,其中,由於失業問題對於當前的政經環境影響至深且巨,亦為國人最所關心的議題,故對於失業的問題著墨最多。

台灣為海島經濟型國家,國內資源缺乏,最重要的經濟資源則是人力,一但人力供需失調,則其所影響的不只是經濟的問題而已,還包括了嚴重的社會問題,以及因此所衍生出來的政爭問題;在最近一年中,國內經濟的不景氣確實令人擔心,在民間失業頻傳,國營事業員工亦自身難保之時,經濟部長直言台灣的失業問題「連神仙都救不了」,經建會主任委員認為失業率將在六月期間突破4%;事實上,政府所發佈的失業率一向偏低,因為若將失業定義為:「受訪當時有工作能力和意願,但長達六個月以上沒有工作者」,則國內的失業率為8.4%;若將失業率作更廣泛的定義,而將「受訪當時沒有工作,但不考慮有無工作意願或能力,也不考慮無業時間長短」,均視為是失業,則根據商業週刊在今年第一季所作的研究調查,國內的失業率則高達23.4%,亦即在今年的上半年中,國內至少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勞動力人口面臨失業的困境。

在現代經濟社會中,失業其實是一種常態現象,因為即使是在充分就業下亦可能存在著失業的問題,當前的失業率居高不下,而且早己不是摩擦性、結構性、技術性,與季節性等所構成的自然失業問題,也不是因建築業不景氣所帶來的景氣循環問題,而是很明顯的非自願性失業,而因失業率偏高所產生的社會問題已是層出不窮,如因經濟困頓所產生的自殺潮、家庭失和、擄人勒贖等,對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社會安全帶來不利的衝擊。此外,台灣目前的政經發展每況愈下,國內政治不清,政策不明,資金外流,企業出走嚴重,三市(股市、匯市、房市)齊挫,經濟成長率逐季向下修正,景氣對策訊號已全盤皆藍,人民對政府的財經政策普遍沒有信心,面對國家經濟條件的日愈惡化,以及人民生命安全的缺乏保障,政府理應有所作為,即早提出合理可行的因應之道,然而,試觀政府所宣佈的各項利多因素,從「一兆元招商」,「二倍台灣(Taiwan Double)」,「三三三方案」,「四年不減稅」,「保五政策」,「六減運動」,「七項指示」,「八一00擴大內需」,「九人決策小組」,到標榜「十分快樂」的治國藍圖,至今仍僅止於紙上談兵;在政黨輪替的光環下,政治人物每喜高舉民之所欲的大旗,高談經世濟民之道,大言保家愛民之方,卻又不能適時提出解決的辦法,亦不願為自己的政策不當而負政治責任,民生疾苦如此,這豈是政務官一句「神仙也沒救」,總統府一句「出外拚外交,回國拚經濟」就可以帶過的。

在過去的一百天裡,有鑑於國家財經制度的紊亂,以及國內政經環境的惡化,內心頗多爭扎,幾經思考之後,乃基於財經學者的一份良心,以及「學者走出去」的使命感,我參加過一序列的財經論談,為了慎重,在每次的財經會談中,我都作了充分的準備,從年青人的流行偏好,中年人的有效需求,到老年人的所得不均等現象;或從古典學派的看法,凱因斯學派的理論,到席克斯與韓森的修正模型,都成為探討當前財經問題的基本理念,再就自已的專業,針對時弊提出建言,但我也發現在每次的論壇或對談中,我的一些看法常被有意或無意的刪除,經過多次的經驗傳承,我終於了解媒體所在意的其實不是真正的專業建言,而是政府官員的談話,次為立法委員的評論,再次為台大、政大等教授的看法,至於其他大學教授之建言則相對較不被重視。

這種其他大學的教師之學術專業較不被社會所重視的感覺,即使是在我主持的「財經論壇」中也會讓我有類似的感慨,一般而言,我所邀請的政府官員,立法委員,以及學者專家大都是一時之選,熟悉所要談論的財經問題之內容,並可以其專業為政府的財經政策提出建言,而我則是賴士葆、許添財等委員以及其他幾個經常參與財經論壇的學者專家口中的最佳主持人,當然,這只是人情世故的客套話,我亦不會因此而沾沾自喜,但多年來的媒體教學歷練,自認為在問題的拿捏及時間的掌控上都能得心應手,而且頗具主持風格,不過我也很快就發現,媒體所重視的不是主持人的穿針引線,也不是主持人的引經據典,亦不是主持人所刻意準備的主題資料,而是知名「官員、委員、教員」的三角共生關係,在此情況下,只要限於編幅,則凡不具主流身份者永遠沒有表現的空間。這種與事實不符的偏頗現象,看在眼裡,急在心裡,因為我發現許多學者專家對國家的滿腔熱忱,忠心的建言,並未獲得預期的回報,當然我的「百日維新」亦未被完全接受,夜深人靜之際,我捫心自問,是我們太過於主觀?還是不夠專業?還是環境生態使然?

在台灣的民主發展過程中,人民雖頂著「總統頭家」的光環,但長久以來,人民的聲音經常被忽視,主管部門可以讓不具專業的委員承辦工程,卻忽視了國內建築業者長久以來的困頓;主管單位可以讓一個新設立的委員會從研究開始便擁有大量的人力與資金,卻不准設立己久,頗具發展潛力的中小企業融資而斷頭;在「伊」時代的二十一世紀中,舉世各國都大力推動高科技產業的同時,國內的高科技產業卻因融資問題而難於為繼,最後任其自生自滅或外移,當歐美各主要國家的知名企業紛紛向大陸轉進,連經濟條件及人力素質都遠不如台灣的其他各國都已在大陸市場設有橋頭堡時,國內中小企業在經營者的引頸翹盼以及社會人士的熱心期待中,卻依然在「戒急用忍」的不明策略下徘徊,對於決策單位的邏輯思考模式,不僅中小企業的經營者百思不得其解,連學者專家亦難於認同,更何況幾無機會表達民意的「總統頭家」了。

目前國內朝小野大,為求國家政治生態的和諧與財經政策的順利推展,執政者不僅必須學習在野黨的執政經驗,尊重更多學者專家的建言,更需傾聽頭家的聲音,惜少數政府在意識形態掛帥下,不僅在野黨的經驗無法傳承,一般社會大眾的聲音亦無法傳達,人民在資源共享與社會公器的使用上既處處受制於人,學者在專業的領域上也無法獲得預期的尊重,雖說,山不在高,有虎則鳴,水不在深,有龍則靈,但猛虎若不發威,祥龍亦不獻瑞,則台灣僅管為臥虎藏龍之地,但龍游淺灘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其景其形,猶如百鳥齊鳴中的「失聲畫眉」,實非百姓之所樂見也。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