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學運因為掌握了網路傳播與動員的迅捷優勢，使仍然過於依賴傳統媒體進行溝通與應變的政府部門，一直落於窮於應付的挨打局面，凸顯政府運用網路通道掌握話語權的能量不足與經驗缺乏，有檢討改進的急迫性。
隨著媒體管制開放而來的新聞小報化，以及因社會上藍綠政治勢力對立加劇而誘發的媒體新聞立場分眾化，政府再也難以運用傳統媒體做為有效的政策溝通管道。這種結構化的困境一旦成形，政府就算花再多力氣宣傳政策內容，也難免事倍功半之嘆，這也正是在太陽花學運爆發前，一般民眾對《兩岸服貿協議》如此陌生的主要原因。
網際網路大興，又使網路一族，尤其是對政府不滿的年輕世代，開闢出挑戰政府政策話語權的新戰場。在這個戰場中，訊息的傳遞與接收速度快，集會遊行動員能力快。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的各層級文宣公務員以及部會首長，因為不像年輕世代有這麼豐富的網路使用經驗，在面對網路族的激憤挑戰時，往往就顯得反應較為遲緩，因而失去了加強溝通或防患未然的契機。
如今，太陽花學運既已讓政府見識到年輕世代運用網路傳遞訊息、凝聚共識，乃至動員抗爭的能量，就再也不能將網路世界中快速流動散播的訊息，看成「只是年輕人一天到晚無聊刷手機看的東西」，而必須在各級及各部門政府組織中，成立專責的網路溝通單位，徹底將政府的聲音融入網路的意見氣候中。
這種融入，包括隨時觀察在熱門的網路媒體中，與政策議題有關的最新意見，特別是來自年輕世代的意見，和特定意見引發的反應、意見內容是否與相關的基礎事實相符，以及任何有動員企圖的召喚。需要澄清時，立即澄清，發現動員跡象時，立刻判斷情勢，做好因應措施。
至於在平時，則應該在網路的熱門意見市場中，多提供重要政策的完整資訊，供網路世代隨時查閱。政府不用擔心政策訊息的傳播效果，只要在網路意見市場上不缺席，訊息內容就會受到一定的注意。從太陽花學運的進行過程中就可以看出來，不管是支持或反對政府的網路青年，都相當注意官方意見，因為，他們畢竟要以官方意見做為支持或反對某項政策的論述依據。
政府在執行網路政策溝通時，除了要對網路意見市場的變化有回應外，還必須講求回應的時效性。這是為因應網路中訊息傳散速度超快的傳播科技特性，而必須要有的措施。為講求時效，負責網路政策溝通的公務員，應該要直屬於部會首長的機要辦公室，以便能隨時向首長報告最新的網路意見市場動向，並在緊急時，能隨時獲得首長授權，在網路上回應質疑、澄清誤解。
唯有建制以網路為主，傳統媒體及人際傳播為輔的新模式，才能在新時代的意見市場中，重新找回政府引導國家發展的應有話語權。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作者為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本文曾刊登於103.4.4中國時報A26 時論廣場＞
隨著媒體管制開放而來的新聞小報化，以及因社會上藍綠政治勢力對立加劇而誘發的媒體新聞立場分眾化，政府再也難以運用傳統媒體做為有效的政策溝通管道。這種結構化的困境一旦成形，政府就算花再多力氣宣傳政策內容，也難免事倍功半之嘆，這也正是在太陽花學運爆發前，一般民眾對《兩岸服貿協議》如此陌生的主要原因。
網際網路大興，又使網路一族，尤其是對政府不滿的年輕世代，開闢出挑戰政府政策話語權的新戰場。在這個戰場中，訊息的傳遞與接收速度快，集會遊行動員能力快。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的各層級文宣公務員以及部會首長，因為不像年輕世代有這麼豐富的網路使用經驗，在面對網路族的激憤挑戰時，往往就顯得反應較為遲緩，因而失去了加強溝通或防患未然的契機。
如今，太陽花學運既已讓政府見識到年輕世代運用網路傳遞訊息、凝聚共識，乃至動員抗爭的能量，就再也不能將網路世界中快速流動散播的訊息，看成「只是年輕人一天到晚無聊刷手機看的東西」，而必須在各級及各部門政府組織中，成立專責的網路溝通單位，徹底將政府的聲音融入網路的意見氣候中。
這種融入，包括隨時觀察在熱門的網路媒體中，與政策議題有關的最新意見，特別是來自年輕世代的意見，和特定意見引發的反應、意見內容是否與相關的基礎事實相符，以及任何有動員企圖的召喚。需要澄清時，立即澄清，發現動員跡象時，立刻判斷情勢，做好因應措施。
至於在平時，則應該在網路的熱門意見市場中，多提供重要政策的完整資訊，供網路世代隨時查閱。政府不用擔心政策訊息的傳播效果，只要在網路意見市場上不缺席，訊息內容就會受到一定的注意。從太陽花學運的進行過程中就可以看出來，不管是支持或反對政府的網路青年，都相當注意官方意見，因為，他們畢竟要以官方意見做為支持或反對某項政策的論述依據。
政府在執行網路政策溝通時，除了要對網路意見市場的變化有回應外，還必須講求回應的時效性。這是為因應網路中訊息傳散速度超快的傳播科技特性，而必須要有的措施。為講求時效，負責網路政策溝通的公務員，應該要直屬於部會首長的機要辦公室，以便能隨時向首長報告最新的網路意見市場動向，並在緊急時，能隨時獲得首長授權，在網路上回應質疑、澄清誤解。
唯有建制以網路為主，傳統媒體及人際傳播為輔的新模式，才能在新時代的意見市場中，重新找回政府引導國家發展的應有話語權。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作者為作者為台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本文曾刊登於103.4.4中國時報A26 時論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