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發會財金組日前召開第三次分組會議，進行修正後題綱的首次實質內容討論，第一個搬上台面的議題，即是工商界強力訴求的減稅提案。會場中可明顯感受到業界對減稅 的公平性與有效性強烈質疑，而政府單位亦對當前財政狀況承擔減稅壓力的可行性表達憂心。但是，不論各方如何陳述己見，顯然皆尚無法互相說服對方。其中，或許是既定本位立場與利益之爭，亦或許是推論思維方式的不同所造成。前者涉及複雜的利害權謀關係，非僅說理分析可解決；但後者卻可平心靜氣地理性討論與辯正，進而尋求共識。五人願以此觀點，對工商界所提減稅表示些許嚴正的看法。

其實，坦白說，這次工商界提出的減稅訴求，不但思慮有欠周延且甚為粗糙。經濟景氣不好一向是工商界要求政府降稅的最佳時機與理由，但相對於以往的景氣循環過程，當前政府財政的惡化與艱困乃前所未有的經驗，是故一味地依循套用舊有的觀念與作法，並不必然就具備與往昔相同的合理性。此外，一舉提出包括三項取消（契稅、貨物稅及保留盈餘加徵）、二項降低（土地增值稅及遺產暨贈與稅）及一項停徵（證券交易稅）的大幅度減稅措施，明知政府稅收將即刻損失高達近三千億元，卻要政府以增加舉債的方式來因應，完全置政府財務的穩健與安全於不顧。尤有甚者，在明知不可為而仍為之的情況下，不免讓人更懷疑其故意「獅子大開口」的行為，充滿了討價還價的謀略心態與動機。要大取小的意圖一看便知。

工商界或識者曰政府財政固不甚佳，但較諸其他國家，我國債務餘額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率僅約百分之二十四，遠比美國或日歐等為低許多，言下之意，情況尚不嚴重。然而，若真要擷取他國的經驗作為我國的參考，便不能僅簡單的以某一項指標或數字為依據而即下結論。我國債務存量的金額也許沒有其他國家高，但卻是在短短的十年間快速累積而成，加以經常收入的成長每下愈況，更嚴重威脅政府的償債信用與能力。這個經驗即與其他國家不盡相同。何況，就趨勢而言，所有先進國家在近五年內皆不遺餘力地在推動其政府財政的改善工作；美國於一九九八年開始出現財政盈餘，歐盟大部分國家亦正逐漸擺脫財政赤字的困擾。吾人要學習的應是先進國家的教訓與未來方向，不是以往錯誤的經驗。

工商界或曰，即使政府財政困難是事實，但再慘也沒有工商界目前的遭遇悽慘，言下之意，救急的優先順序工商界應先於政府本身。曾幾何時我國民間企業的活力與自信竟然跌落至此地步，不但厚顏無恥地與政府爭取優先「紓困」的順序，更還推諉卸責而毫無自省自律的能力。從「地雷」企業的出現開始，政府便要求金融機構配合採取展延貸款與掛帳付息的各種紓困措施，時間一久，金融機構的貸放品質益為低落，逾放比乃隨之不斷攀高。終至逼使政府一方面調降金融業營業稅率，幫助其打消呆帳，另一方面則成立金融重建基金（ＲＴＣ），協助清理一些瀕臨倒閉的不良金融機構。凡此作為在在皆須政府財源的支挹，從而企業與金融機構的紓困救急，乃漸導致政府財政危機的發生與加深，終至成為負擔與責任的最後承受者。一個國家陷入如此惡劣的財務連環困境，工商界沒有反省自責尚且罷了，竟然還大言不慚地要求減稅。

工商界或曰，減稅是為了提振經濟景氣，若經發會的結論對工商界沒有幫助，則經發會的召開便了無意義。最近標準普爾機構對我國主權信用評等的調降及負向展望，即是針對我國財政問題的惡化與不穩，提出強烈的警告與擔心；世界知名的經濟學者波特更直指我國企業企圖利用政府減稅來脫困或苟延殘喘的不智與危險。其實，吾人並不是反對減稅政策的觀念或意義，但卻強調任何減稅皆須從總體經濟、政府財政與稅制環境等多角度，謹慎周延思考，謀定而後動。工商界以為短期性暫時停止課稅，不但可刺激景氣，且稅收最後還能追補增加。

姑且不論減稅是否真能提振經濟，在稅基侵蝕與流失甚為嚴重的現實情況下，賦稅收入隨經濟成長而相對增加的可能性，在我國根本是難以期待的，這也是為什麼過去經濟不斷成長，但我國的國民租稅負擔率卻逐年跌落至百分之十三左右的原因。至於工商界強調短期停徵的想法，乃更凸顯出工商界僅把減稅視為救急紓困工具的一種心態，而這也正是業界觀點與其最大的不同所在。

簡單地講，吾人以為減稅須有減稅的條件，具備了這些條件，才能訂定出一個合理的減稅 政策。工商界常習於將財政的習題當作加減算術的簡單邏輯在思考，但就政府的角度言，其在乎的是複雜的行為方程式或函數因果關係的確定，這自然需要依賴專業的研析與判斷，萬不可草率為之。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本評論刊登於90.8.5工商時報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