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長賴清德日前在行政院會表示，近來多項經濟指標，包括：去年經濟成長率2.6%高於前兩年，去年股市創下28年來的新高紀錄，以及去年失業率3.76%，是17年來的新低等，「證明蔡總統為國家所擘畫的政策方向正確」。但看似成果斐然的蔡英文經濟學，為何有超過三百萬人，每月主要工作收入不到三萬元，七十多萬名菁英流落海外就業。
˙新瓶裝舊酒的加薪策略
雖然當局已將低薪列為下階段的施政重點，不過自開年以來，既有蔡總統的「終結低薪五箭」，又有賴揆的「雞尾酒療法」及「標靶藥」，但攤開蔡政府醫療團隊釋出的處方簽，從鼓勵投資、減稅，產學合作到調漲基本工資等，可說是「新瓶裝舊酒」，與前朝並無二致。都是從右派的觀點，亦即由市場的角度去擬訂解決對策。
先就當局急於澄清沒有施行時間表的「基本工資三萬元」來講，歷來只要調漲聲起，必有一場勞資大戰，最後總在官方的要求下，雙方達成「勉強接受」的妥協方案。但大家可能很少注意到，基本工資在2007年之前，曾凍漲十年，當時領取基本工資的邊際勞工，約佔勞工總數的3％； 2007到2017年，基本工資從17,280元漲到21,009元，這十年間領取基本工資者，已增至勞工總數的20％。
顯示提高基本工資的作法，反造成更多的基層勞工變成邊際勞工。因為基本工資是雇主責任，所以員工的產能若不符期待，不僅不易獲得調薪，甚至淪為領取基本工資的對象。
˙薪水是調控生產成本的工具
何況近十年間，除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2010年的歐債危機，以及大陸景氣趨緩等外在因素，國內也有勞退新制上路，雇主須額外提撥6％的薪水做為員工退休金，加上勞保年金的施行帶動保費調升。企業為了調控生產支出，凍結薪資，正是因應外在衝擊最容易執行的策略。
這也是近十年來，勞動生產力不斷攀升，但勞動報酬成本卻持續下降的背後要素。從受雇人員報酬占GDP的比重，不斷下降，但固定資本消耗與盈餘的比重，卻直線上升，已達GDP的一半，這點亦能證明雇主並未給予員工同等付出的收穫成果，故祭出加薪減稅，為何效果不如預期。
˙低薪造成社會質變
至於賴揆提出鼓勵投資才能治低薪這點，其實是當前主要經濟學家的主張，由於投資增加，就業機會自然跟著增加，市場對人才的需求亦隨之提升，薪水也就水漲船高了。
但當局可能忽略的是，這十幾年來為了吸引投資所實施的雙低策略，即用低利率迫使庫存的資金流出，與低匯率增加出口競爭力，兩項措施反而因低利率，讓找不到投資標的游資流入房市，造成房價飆漲；而低匯率造成進口物價難以平抑，使得薪資漲幅追不上物價。
我們從2001年到2016年，代表當期物價的名目薪資，僅成長0.96％，而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後的實質薪資，是-0.04％，便知薪水不僅凍漲，而且實質購買力是下跌的。更糟的是，長期凍薪造成了社會質變。君不見低薪，讓「不婚、不育、不立」成了台灣新三不曲。
˙改弦更張救救「厭世代」
因為經濟無法獨立，只好「賴」在父母家。以致不敢結婚、不敢生小孩，使得低生育率，已位居世界倒數之列。而「少子化」又讓原本就深受「高齡化」所苦的我們，更加無助，以致誕生了「厭世代」。
「厭世代」出生於1990年前後，成長於台灣最富裕的年代，他們享有高學歷光環，卻在我國經濟下滑之際出社會就業。由於新鮮人起薪長期徘徊在24K附近，以台灣地區平均每月消費支出看，2016年是21,086元。對一個月薪不到3萬元的年輕人而言，扣除基本開銷已是捉襟見肘，遑論儲蓄為日後的人生打算，所以日子過得灰澀，統稱為「厭世代」。
視勞工為心中最軟的一塊，而且很左派的蔡總統，何不改弦更張，將右派的調薪策略，向左挪移，改用社會對話的方式，讓勞資雙方在公開的平台上，各自提出呼籲，進而找到兩造均可接受之加薪方案。只是在集體協商的過程中，為免勞方力量過於分散，勞工可自現有工會中選擇適合者加入，而工會也應精進談判技巧，及對產業發展動態的掌握，方能為勞工爭取到幸福共好的機會。
（本文曾刊載於民國107年1月28日之中央日報星期專論）
˙新瓶裝舊酒的加薪策略
雖然當局已將低薪列為下階段的施政重點，不過自開年以來，既有蔡總統的「終結低薪五箭」，又有賴揆的「雞尾酒療法」及「標靶藥」，但攤開蔡政府醫療團隊釋出的處方簽，從鼓勵投資、減稅，產學合作到調漲基本工資等，可說是「新瓶裝舊酒」，與前朝並無二致。都是從右派的觀點，亦即由市場的角度去擬訂解決對策。
先就當局急於澄清沒有施行時間表的「基本工資三萬元」來講，歷來只要調漲聲起，必有一場勞資大戰，最後總在官方的要求下，雙方達成「勉強接受」的妥協方案。但大家可能很少注意到，基本工資在2007年之前，曾凍漲十年，當時領取基本工資的邊際勞工，約佔勞工總數的3％； 2007到2017年，基本工資從17,280元漲到21,009元，這十年間領取基本工資者，已增至勞工總數的20％。
顯示提高基本工資的作法，反造成更多的基層勞工變成邊際勞工。因為基本工資是雇主責任，所以員工的產能若不符期待，不僅不易獲得調薪，甚至淪為領取基本工資的對象。
˙薪水是調控生產成本的工具
何況近十年間，除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2010年的歐債危機，以及大陸景氣趨緩等外在因素，國內也有勞退新制上路，雇主須額外提撥6％的薪水做為員工退休金，加上勞保年金的施行帶動保費調升。企業為了調控生產支出，凍結薪資，正是因應外在衝擊最容易執行的策略。
這也是近十年來，勞動生產力不斷攀升，但勞動報酬成本卻持續下降的背後要素。從受雇人員報酬占GDP的比重，不斷下降，但固定資本消耗與盈餘的比重，卻直線上升，已達GDP的一半，這點亦能證明雇主並未給予員工同等付出的收穫成果，故祭出加薪減稅，為何效果不如預期。
˙低薪造成社會質變
至於賴揆提出鼓勵投資才能治低薪這點，其實是當前主要經濟學家的主張，由於投資增加，就業機會自然跟著增加，市場對人才的需求亦隨之提升，薪水也就水漲船高了。
但當局可能忽略的是，這十幾年來為了吸引投資所實施的雙低策略，即用低利率迫使庫存的資金流出，與低匯率增加出口競爭力，兩項措施反而因低利率，讓找不到投資標的游資流入房市，造成房價飆漲；而低匯率造成進口物價難以平抑，使得薪資漲幅追不上物價。
我們從2001年到2016年，代表當期物價的名目薪資，僅成長0.96％，而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後的實質薪資，是-0.04％，便知薪水不僅凍漲，而且實質購買力是下跌的。更糟的是，長期凍薪造成了社會質變。君不見低薪，讓「不婚、不育、不立」成了台灣新三不曲。
˙改弦更張救救「厭世代」
因為經濟無法獨立，只好「賴」在父母家。以致不敢結婚、不敢生小孩，使得低生育率，已位居世界倒數之列。而「少子化」又讓原本就深受「高齡化」所苦的我們，更加無助，以致誕生了「厭世代」。
「厭世代」出生於1990年前後，成長於台灣最富裕的年代，他們享有高學歷光環，卻在我國經濟下滑之際出社會就業。由於新鮮人起薪長期徘徊在24K附近，以台灣地區平均每月消費支出看，2016年是21,086元。對一個月薪不到3萬元的年輕人而言，扣除基本開銷已是捉襟見肘，遑論儲蓄為日後的人生打算，所以日子過得灰澀，統稱為「厭世代」。
視勞工為心中最軟的一塊，而且很左派的蔡總統，何不改弦更張，將右派的調薪策略，向左挪移，改用社會對話的方式，讓勞資雙方在公開的平台上，各自提出呼籲，進而找到兩造均可接受之加薪方案。只是在集體協商的過程中，為免勞方力量過於分散，勞工可自現有工會中選擇適合者加入，而工會也應精進談判技巧，及對產業發展動態的掌握，方能為勞工爭取到幸福共好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