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台灣對外的國際貿易,尤其是農產出口,打從日據時代即是以米、糖來作為原物料,而了無附加價值的賺取機會。當日本皇軍發動大東亞聖戰,取得爪哇等熱帶地區後,台灣對日本的蔗糖出口與競爭力,旋即被取代。

民國80年代發生口蹄疫,讓台灣畜牧業的原料出口態樣徹底斷了念。當時,日本進口商只取上等豬肉、火腿加工和生豬皮;生豬皮出口日本轉做成人造皮,部分再回銷到台灣。原本所謂的人造皮,泰半是塑膠成分;但在口蹄疫發生後,台灣豬隻消費的副產品悉數改為加工過的人造皮。

對日本的人造皮出口,迅即竄升;再加上有台灣IC電子元件的助攻,原本擔心會因為口蹄疫而擴大的貿易逆差,並未發生。

這幾天高雄市長韓國瑜赴港、澳、深、廈推銷農產品,捧韓與滅韓兩派人馬甚至在接機時發生衝撞。有文青撰文,質疑韓國瑜市長所取得的6張訂單,金額雖然上看新台幣26.7億元,卻只有一張訂單明確指明買鳳梨。

因而不免有人擔心,就香港而言,究竟背後會是什麼樣的團體,能夠全權委由台灣農會系統來自主供貨呢?而這些團體所允諾的採購資金,其來源當真沒有政治目的嗎?甚至有人質疑MOU(備忘錄)的效益,指出「然後產量過盛、賣不出去,又開始怪執政黨」、「就是一種害慘農民的惡質手法」等等。

究其實,香港是美國第8大農產品的出口市場,每年跟美國購買超過40億美元的農產品;然而,美國能賣的,主要還是大宗物資類,僅占香港食品進口的一小部分。香江全年進口金額的5%強即是屬於食品類;畢竟,香港每年有5000萬名旅客到港,更是一個擁有800萬常住人口的大都會。台灣能夠銷往香港的農產品還有很大的空間。

簡單的說,台灣能有的農產品,特別是稻米和水果類,香港都需要;而香港商會團體能出的價錢,也絕非長年供給日本做為原料用途所能想像的。像是南投和日月潭附近的果園,原本長年種植青梅,當作原料出口給日本做食品加工用;當原料賣的價錢差,自然無法付給採收工人和農村婦女較高的工資。

因為陸客狂掃日月潭等地出產的阿薩姆紅茶,採茶工資提高之後,青梅果園再也找不到廉價人力幫忙;因而紛紛改為認養制的觀光果園,好讓果樹新主人自行採摘,享受夏日時節的農家樂。

未來,能賣給香港人的青梅製品,可不只是認養果樹;還可以包含後段的延伸加工,醃梅、梅酒等等,既有相當的台灣風情,更有較高的附加價值在其中。

經濟生活的曼妙,即在於轉換角度和採取進步性的作為。擺脫台灣農業的附從地位,就從韓市長的訂單開始。

(本文刊載於2019年3月30日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