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台灣僅有18.1萬新生兒，這是繼2010年的16.6萬之後的次低。今年上半年全台有8萬8,098人死亡，同期新生兒數只有8萬5,961人，死亡人數超過出生人數，這是台灣人口史上首次出現「死亡交叉」。相較於其他國家，為什麼台灣的少子化來得最快最猛？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低所得與高房價，年輕人不敢結婚成家，不敢生或不願生，導致如此深重的少子化風暴，而朝野還沒有真正重視這個問題。
「世界人口綜述」（World Population Review）2019年版排名各國總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以下簡稱生育率，代表婦女依當年的年齡別生育率生育，其一生中平均的生育子女數)，台灣以1.218人，在200個國家(地區)中敬陪末座，此即平均每個台灣婦女一生中所生下的小孩數，所引用的數字係聯合國2017年版的「世界人口展望」（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中之推估數，而我國內政部最新公布2018年總生育率僅1.06人，比之更低。台灣歷年人口生育率，從1950年7.04，60年5.585，70年3.705，80年2.455，90年1.72，00年1.4，10年1.065，一路下滑。少子化的衝擊嚴厲，持續影響下，不僅衝擊人口相關產業如教育（學校）、醫療(血庫、婦產科)、銀行、房屋等，並將危及國家總體經濟發展、人民生計與社會安定，且對政府財政，構成沈重負擔。現實的估計，以去年的18萬新生兒，都存活到其平均餘命80歲，屆時台灣人口，不就是1,440萬人。
鄰近的日本、韓國也與我國面臨相同的困境，韓國生育率2018年為0.98人，更低於台灣。為解決少子化問題，日本早在2003年，即發表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與次世代育成支援對策推進法兩項新法規，針對育兒、就業、家庭等方面提出具體措施，雖難以扭轉少子化趨勢，但讓生育率維持在1.42不再下滑。現在日本政府進一步宣布，自本2019年十月起，所有在日孩童，自學前至十六歲，學費與醫療均由政府負擔。
目前我國業已實施多元托教體系，幼童(幼兒園與國小)延長托育、彈性化托育時間與課後留園，生育補助津貼與兒童醫療等服務；並針對女性再就業、兩年留職停薪育嬰假等加強就業支持。但與日本比較針對少子化現象所擬定的對策，可發現日本是在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下，整體思考，並有專責之機構；反觀我國國內，目前各項因應策略乃由教育部、內政部、勞委會各自提出，因為各有觀點本位，因此落入「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的泥淖中，缺乏整體性與跨領域思考，以至於沒有效果，生育率還在下滑。日本近年的努力方向，可作為我們打造友善生育環境的借鏡。
低薪與高房價是少子化的根本因素，由於薪資低與房價高，青年出社會後很難在短短十幾年就能經濟自主與置產，以致必須不斷延後適婚年齡，晚婚與不婚成為社會普遍現象，即使成婚後也因經濟或工作因素，甚至是高齡的健康因素，選擇不生或僅生一個。惟由於文化使然，台灣婚生子女比例仍高達95%，迥異於歐美的65%，而且已婚婦女的生育率還有1.9，足見搶救結婚率是因應少子化的前提。這就不是補助機個奶粉錢就可以解決的。當前的生育補助，就算能拿到幾萬又如何？以月子中心的行情，恐怕還沒等老婆出月子，這些錢就花光了，為人父母最傷腦筋的是托育費，以及隨著孩子漸漸長大接踵而至的教育費、補習費。深謀遠慮的夫妻，即使設籍地生育獎勵金豐厚，最後可能還是「說不生就不生」。
政府應積極研提並推動更強力、更全面的少子化因應方案，設置專責機關，釋出公地，強化交通，合理化房價，擬訂完整的青年住宅政策，落實青年及銀髮金融，以公共資源投入及租稅獎勵，積極推動青年置產、學費抵稅、以房養老、安養保險信托及全民長照保險等政策，建構完善老人照護網，降低青年後顧之憂，給青年安居樂業環境，才會有餘力顧到生兒育女、傳宗接代。
解決生育率低落的問題，當然不能只仰賴政府政策，企業也需創造更有利於育兒的條件，譬如提供帶薪育兒假，為有幼兒的職員提供更大的工作靈活性。藉由整體社會意識改革，全民加入少子化應變行列，對親子家庭發揮更大的包容，落實養育責任社會化。政府應以租稅獎助，激勵企業參與提升生育率的宏願大業。
設置「青年部」，催生青年發展基金，釋出公地強化交通以廣設青年住宅，十六歲以前的學費及醫療費由政府負擔，建構完善老人照護網，減除青年後顧之憂，給青年安居樂業環境，有餘力顧到婚姻及生兒育女傳宗接代。
(本文刊於2019年1月1日卓越雜誌403期)
「世界人口綜述」（World Population Review）2019年版排名各國總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以下簡稱生育率，代表婦女依當年的年齡別生育率生育，其一生中平均的生育子女數)，台灣以1.218人，在200個國家(地區)中敬陪末座，此即平均每個台灣婦女一生中所生下的小孩數，所引用的數字係聯合國2017年版的「世界人口展望」（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中之推估數，而我國內政部最新公布2018年總生育率僅1.06人，比之更低。台灣歷年人口生育率，從1950年7.04，60年5.585，70年3.705，80年2.455，90年1.72，00年1.4，10年1.065，一路下滑。少子化的衝擊嚴厲，持續影響下，不僅衝擊人口相關產業如教育（學校）、醫療(血庫、婦產科)、銀行、房屋等，並將危及國家總體經濟發展、人民生計與社會安定，且對政府財政，構成沈重負擔。現實的估計，以去年的18萬新生兒，都存活到其平均餘命80歲，屆時台灣人口，不就是1,440萬人。
鄰近的日本、韓國也與我國面臨相同的困境，韓國生育率2018年為0.98人，更低於台灣。為解決少子化問題，日本早在2003年，即發表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與次世代育成支援對策推進法兩項新法規，針對育兒、就業、家庭等方面提出具體措施，雖難以扭轉少子化趨勢，但讓生育率維持在1.42不再下滑。現在日本政府進一步宣布，自本2019年十月起，所有在日孩童，自學前至十六歲，學費與醫療均由政府負擔。
目前我國業已實施多元托教體系，幼童(幼兒園與國小)延長托育、彈性化托育時間與課後留園，生育補助津貼與兒童醫療等服務；並針對女性再就業、兩年留職停薪育嬰假等加強就業支持。但與日本比較針對少子化現象所擬定的對策，可發現日本是在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下，整體思考，並有專責之機構；反觀我國國內，目前各項因應策略乃由教育部、內政部、勞委會各自提出，因為各有觀點本位，因此落入「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的泥淖中，缺乏整體性與跨領域思考，以至於沒有效果，生育率還在下滑。日本近年的努力方向，可作為我們打造友善生育環境的借鏡。
低薪與高房價是少子化的根本因素，由於薪資低與房價高，青年出社會後很難在短短十幾年就能經濟自主與置產，以致必須不斷延後適婚年齡，晚婚與不婚成為社會普遍現象，即使成婚後也因經濟或工作因素，甚至是高齡的健康因素，選擇不生或僅生一個。惟由於文化使然，台灣婚生子女比例仍高達95%，迥異於歐美的65%，而且已婚婦女的生育率還有1.9，足見搶救結婚率是因應少子化的前提。這就不是補助機個奶粉錢就可以解決的。當前的生育補助，就算能拿到幾萬又如何？以月子中心的行情，恐怕還沒等老婆出月子，這些錢就花光了，為人父母最傷腦筋的是托育費，以及隨著孩子漸漸長大接踵而至的教育費、補習費。深謀遠慮的夫妻，即使設籍地生育獎勵金豐厚，最後可能還是「說不生就不生」。
政府應積極研提並推動更強力、更全面的少子化因應方案，設置專責機關，釋出公地，強化交通，合理化房價，擬訂完整的青年住宅政策，落實青年及銀髮金融，以公共資源投入及租稅獎勵，積極推動青年置產、學費抵稅、以房養老、安養保險信托及全民長照保險等政策，建構完善老人照護網，降低青年後顧之憂，給青年安居樂業環境，才會有餘力顧到生兒育女、傳宗接代。
解決生育率低落的問題，當然不能只仰賴政府政策，企業也需創造更有利於育兒的條件，譬如提供帶薪育兒假，為有幼兒的職員提供更大的工作靈活性。藉由整體社會意識改革，全民加入少子化應變行列，對親子家庭發揮更大的包容，落實養育責任社會化。政府應以租稅獎助，激勵企業參與提升生育率的宏願大業。
設置「青年部」，催生青年發展基金，釋出公地強化交通以廣設青年住宅，十六歲以前的學費及醫療費由政府負擔，建構完善老人照護網，減除青年後顧之憂，給青年安居樂業環境，有餘力顧到婚姻及生兒育女傳宗接代。
(本文刊於2019年1月1日卓越雜誌4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