凍結多年的基本工資，於今又擬予以調高。在意義上，基本工資的訂定，在於保障勞工能有起碼的工資收入。然而實際的工資水準，係由就業市場的供需，與勞動邊際生產力來決定。若邊際生產力低於所定基本工資，則邊際生產力低於基本工資者，將處於失業的狀態，而實際獲得保障的，是邊際生產力高於基本工資的勞工。這是犧牲少數，成就多數的工資政策。基本工資調得越高，因之而失業的人數便越多。

對於工資原本高於所定基本工資的勞工，訂定基本工資的結果，對其就業與所得並無影響。然而在勞工保險與全民健康保險等費率，依投保薪資固定比率計算下，雇主與勞工為減緩負擔，往往以多報少，結果多以最低級距之基本工資列報。一旦調高基本工資，則因最低級距下限提高，所須繳交的保費也隨之提高，而增加企業勞動成本的負擔。

因基本工資的訂定而失業者，得不到就業，參與生產的機會，是國民生產的犧牲，並於可充分就業下之自然失業率外，增添額外的失業人口，使社會難以回復應有的正常就業水準。再者，邊際生產力偏低的，往往多屬社會弱勢族群的勞工，因此基本工資的訂定與調高，是在剝奪這些弱勢族群的就業機會。

保費負擔的增加，固然是企業不誠實的後果，但因雇用成本的提高，導至總合供給的減少，將使失業情勢擴大。在目前，社會失業更趨嚴峻之際，調高基本工資，更是增添就業促進的困難與障礙。

基本工資提高，獲益最大的是國內雇用的外籍勞工。從機會成本而言，這些外勞至未有最低工資率限制的香港或新加坡，每月工資約在新台幣一萬元以下，但來台灣工作結果，卻可每月平白增加六千多元的收入。不勞而獲的額外收入，即是經濟學上所謂的經濟租。

享有經濟租的人，往往是其就業服務業者剝削的對象。因此，基本工資的調高，仲介業者的剝削空間也隨之擴大；此時若限制本國仲介業者對外勞剝削，則外勞遭其國內仲介業，或母國政府經辦人員的剝削將更行嚴重。此外，基本工資的調高，將吸引更多外勞走私與滯留不歸，甚或潛逃的現象。

以上的解釋，都屬短期的效應；長期來講，已就業者的薪資結構，或相互間的相對薪資均有一定的比率關係。若最低工資率提高，其餘有更高薪資者的工資率勢必作等比率的調升，終致整體經濟的薪資均隨基本工資提升比率，作等比率的提高。結果，將因總合供給減少，使物價上升；並經物價上升，排擠出口成長，降低消費支出水準。其最終結果，就是使實際失業率超過自然失業率；但由於基本工資的作梗，就業市場的工資無法調降，除非提高勞動生產力，否則總合供給無法回復原有水準，以致難以有效化解額外的失業現象。

與其人為地拉拔薪資，不如致力於教育與職業訓練，以提高勞動生產力，既可有效促進就業與經濟的成長，且能維持物價的穩定。這也是英國實施新中間路線以後，失業率能從兩位數降為單位數的主要動力。台灣現行勞工政策，深受選舉之政治文化的影想，妄想以人為的政策與市場對抗，其結果，政策目標無法實現，且使經濟更行惡化；一如股市護盤一樣，不僅失敗，而且加劇市場的起伏與波動。能尊重市場，並予市場有更靈活的調整空間，才是理想的財經政策或勞工政策。簡而言之，政府政策應朝除弊努力，切勿妄想額外興利。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本文刊登於90.04.10中央日報是非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