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某廠商員工赴中國大陸就業，使得晶圓製造技術傳入大陸，而引發國內，有關高科技人才是否應加限制出境的爭論問題。


論者多從「國家科技保護法」及「台灣地區特定高科技人才進入大陸任職許可辦法」草案內容，評析人才管制措施是否得當，本文則希望從技術養成、知識的擴散性與人才管制成本負擔的角度，探討此一爭論。

從經濟的觀點來看，資源的流動性(mobility)與資源的移轉率(turnover rate)，在意義上是不一樣的。資源的流動性，指的是資源變換用途的難易程度；而資源的移轉率則是資源變換頻率的事後表現。前者是就業市場的環境問題，後者則是企業因應勞工流動能力的指標，也是企業競爭力變化的警訊或信息。

資源流動性較高的社會，因應市場環境變遷的調適能力較強；反之，資源流動性較低的社會，因應市場環境變遷的調適能力較弱。此外，移轉率高的企業，便表示該企業在人力使用的競爭力偏低，可能因行銷的獲利空間有限，而難以忍受薪資、福利的調漲。因此，強化資源的流動性，是經濟環境的改善措施；而降低資源的移轉率，是企業提升競爭力的努力方向。

員工選擇變換工作，有資訊蒐集成本、工作搜尋成本、洽商成本、與工作變換成本的支出，但也有薪資增添的效益享受，雇主則可能有徵募成本與訓練成本的負擔。

由企業內部情況視之，若是徵募成本與訓練成本不高的勞力，企業自會忍受高度的移轉率；反之，若是徵募成本與訓練成本不低的勞力，企業自難忍受高度的移轉率。因此難得的人才，或技能養成不易的員工，企業自不會聽任員工的離職，而會經由協商待遇予以慰留。所謂高科技人才的離職他就，實屬企業應努力慰留之問題。

再就技術養成與流失的問題觀察，員工技能的養成有得自正規教育的自我投資，亦有得自企業工作的磨鍊，及企業對員工實施的職業訓練。從正規教育形成的知識，是個人投資而累積的資產，屬於個人的私有財。從企業歷練形成的知識，若變換雇主，仍有貢獻餘地者，此一知識屬於通用性的知識(general knowledge)；反之，從企業歷練形成的知識，若變換雇主，便無用武之地，則屬專用性的知識(specific knowledge)。

專用性的技能養成或知識的形成，因企業的獨佔性而難有技術擴散機會；但員工一旦離職他就，原雇主便有投資效益落空之虞。因此，實施訓練的雇主常以訓練成本分攤，與效益分享的薪資設計，來避免投資的可能損失。

通用性技能養成或知識的形成，成本既由員工負擔，養成的技能或形成的知識，產權自歸屬員工個人，而非企業的資產。除非藉人力資源管理措施提升員工薪資、福利，改善工作環境以挽留人才，否則企業也無權限制員工離職他就。

因此，員工移轉造成技術擴散，損及企業市場利基的責任，在於雇主，而不在員工；企業更無權要求政府以公權力來限制員工的流動性，或保護企業的市場利潤。

以上的討論是以國內市場的利基為思考的角度，然而，從國家經濟利益考量，國內特有的科技外流，勢必增加國內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壓力，降低國內的貿易條件，自將減損國內的經濟福利。然而從國際貿易效果觀察，技術擴散的媒介，不單是人才外流的洩漏，也包括產品在國際市場行銷物流的可能結果。因此採取管制的國家，不僅作人員流動的限制，也同時限制行銷的區域限制。

然而，擁有特定技術的企業，可以獨佔經營方式，拉高市場價格，而能享有更高的利潤。所以企業多不願技術外流，但是，防止技術外流，與取締複製的成本很高，若能將之法制化，經由公權力的保障，便可以將防堵成本歸由社會大眾來負擔，而能坐享獨佔利潤。

然而隨著商品流通，被觀摩與改良，替代性的技術與商品漸次出現，整體市場結構遂由獨佔演變成寡佔，再由寡佔演變成壟斷性競爭，原有的知識價值也告消失。此時，各廠家所用技術大致雷同，但略有差異處，在市場上相互觀摩，各自研發之下，如何辨視，知識產權的歸屬如何認定，都是高科技的專業問題，且有區隔的糢糊地帶。縱令贏得知識的產權歸屬，其知識價值也已歸零。

筆者以為；企業於創發技術的同時，更須作自我的挑戰，不斷地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作再研發與再創新的努力，並致力於技術領先的競爭，才能有效地護持自身在市場的經濟利益。簡而言之，「擺脫競爭，迎向獨佔」，與「挑戰自己，領先他人」將是企業間競爭的常態策略，企業應依賴自我的成長，不能只是依侍政府公權力的介入與保護。

目前欲以高科技人才入出境的管理與限制，來防止技術的外流。理論上，高科技人才的離職他就，有技術擴散之虞，但挽留高科技人才是企業經營者與員工間待遇協商的問題。企業經營者應考慮的是，高科技人才的知識對企業所具有的商業價值，並比較高科技人才之去留的利弊得失，以機會成本觀念，作薪資調整與利潤分享的設計，及員工去或留的決策。

從經驗的角度觀察，在東西對峙時期，緣自軍備競賽所研發的許多尖端科技，因保密管制，造成美國市場充斥著日本與德國的商品競爭壓力，但民生導向的科技研發，卻造就了日本與德國經濟的興起。再者，東西和解後，美國許多尖端科技轉為民生導向後，也造就美國1990年代經濟的復興。因此放任不管省事，而防堵成本過高。所以，與其防堵技術的流失，不如放任技術的擴散，並不斷地從事再研發與創新，一方面可以開拓更有利的新市場，另一方面又能削減舊技術的市場價值，這才是防堵技術擴散，護持商機的積極態度。

國家實施高科技人才入出境的管制，徒增加社會成本，讓企業不負擔防堵成本，而坐享獨佔利潤，也是不公平，且對受管制之科技人員構成侵權的行為。如果強制執行管制措施，便應同時補償科技人員薪資或收入上的損失。

員工的去留自亦在企業經營者與員工之間，各依得失評估，作待遇調整的問題。不應為了企業獨佔利潤的護持，而動用國家的公共資源與公權力。簡而言之，如何防止員工離職而使技術外流是企業的責任，而非國家的義務。除非涉及軍事用途的高科技，舉凡商用科技的人才，自應由市場交易或雇傭關係去協調，不應動用國家資源來管制。若欲管制，則應有補償的配套措施。

（本文謹代表作者個人意見；本文刊載於91年4月17日聯合報民意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