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為促進生技產業的發展，日前已作成決議，試圖將人體臨床試驗「除罪化」，亦即，一旦臨床試驗失敗時，醫師毋須負殺人或傷害等刑事罪責。行政院修法之目的，乃欲藉人體臨床試驗「除罪化」之方式，加強國內人體臨床試驗之水準，避免醫師與醫療機構觸犯法網而阻擾研究動力。但從決議所持理由，卻不免令人擔心此一決議未來可能成為「醫療糾紛除罪化」的「前例」。
行政院「人體試驗除罪化」所持理由，依衛生署官員表示，乃是有鑑於「過去五年國內共有二十三起醫療糾紛之涉案醫師遭到有罪判決，其中十八人獲緩刑」，故為發展生技產業、避免「寒蟬效應」，「人體試驗」必先除罪化。
這個統計數據，除了可以推論出「醫療糾紛的涉案人遭有罪判決」外，尚難看出與「發展生技產業」有何關聯，也無法導出「人體試驗必須除罪化」的結論。相反的，這個數據卻能作為「醫療糾紛應除罪化」的合理佐證。如果行政院能根據此一統計數據，作出「人體試驗除罪化」的決策，未來更可名正言順的引用同樣數據作出「醫療糾紛除罪化」的決策。
然而，刑法若完全排除醫師因醫療糾紛而生的刑事責任，不免有違反憲法平等權的疑虞。蓋醫療糾紛，各國皆有之，未聞有任何民主國家將醫療糾紛除罪化，我國亦同。我國憲法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則中華民國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能單純因為所從事之職業為「醫師」即完全排除刑法之適用；從另一方面而言，對於具有專業知識之人，若因為該等專業違法侵害他人權益，有時非惟不會減輕或免除刑罰，反而更加重其刑，例如：業務過失相關犯罪。理由在於，專業人士的注意能力無法與一般民眾等同視之，須負更高的注意義務，其應受非難性較一般人民為高，故「對於專業人士的專業犯罪應加重其刑」，這樣的理念，目前廣為社會一般道德標準所接受。如果我們對於這種刑法及道德標準視若無睹，反而要求「對專業人士的專業犯罪除罪化」，將難以獲得社會大眾的理解與支持。
再者，以醫療糾紛的類型而言，並非只有傷害或過失致死的問題，尚可能涉及如墮胎罪、加工自殺罪或殺人罪（安樂死）、遺棄罪（不救重症患者）等犯罪，若對於此類涉及生命權及身體權的犯罪均可除罪化，恐將破壞刑法維繫社會秩序之功能。
尤有甚者，在去年民法債篇修正時，醫師對於修正後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之三「舉證責任轉換」之規定（即由醫師舉證自己無過失），紛紛表示「恐慌」、「將破壞醫病關係，有不當影響」云云。醫師一方面主張「醫療糾紛除罪化」，以民事責任代替，另一方面卻又表示民事責任「負舉證責任將破壞醫病關係」，是否顯示醫界既不願負刑責又不願坦然面對民事責任？
法律之作用，在於平衡當事人雙方之關係及權利，任何偏重一方之立法或修法，都將影響民眾對於法律之信賴。將「醫療糾紛除罪化」，固可免除醫師的「寒蟬效應」，但更令人擔心的是其所造成的影響，不只可能加深醫病關係的不平等，還將引發病人的「寒蟬效應」！為政者實應三思而行。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本文曾刊登於90.09.12中央日報第十一版全民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