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近來發生數起奴役越籍女工的事件，不僅暴露雇主個人及整體外勞政策的偏差，同時也凸顯出弱勢族群人權的問題。有學者指出，在憲政民主社會裡，人權未受充分保障者通常不是上層菁英和中產階級，而是如原住民、新移民、外勞、同性戀者等各類的弱勢族群。鮮見種族屠殺、政治犯及非法監聽等政府濫權的侵犯人權情事，固是人權進步的象徵，但對弱勢族群人權保障的不足，卻仍將形成人權赤字[1]。因此，弱勢族群人權之演進與意涵為何？如何進一步強化弱勢族群人權，以有效消除人權赤字？以及弱勢族群人權發展所面臨的困境，此等問題均值進一步探究。
二、弱勢族群人權之演進與意涵
弱勢族群人權之關注，與人權演進息息相關，其形成之基礎與憲法上之地位，簡述如下：
（一）人權演進與弱勢族群人權
一般而言，近代人權可分為四個世代：第一代人權為「公民及政治權利」（從十六、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主要為人民反抗君主壓迫，要求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平等、生存、財產保護諸權利。第二代人權為「經濟及社會人權」（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將範圍擴大至工作權、經濟權、社會福利權、勞動人權、組織工會、醫療保健、教育訓練等。第三代人權以「族群、社會自決與宗教自由」為主，（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以迄於兩世界大戰後）。第四代人權為「新興人權」（從二次世界大戰後迄今），包括社會權、環境權、抵抗權、隱私權、資訊權等。
二十世紀中葉以前第一至三代人權，係屬強調個人人權的古典人權。及至第四代新興人權，則同時提倡少數民族、婦女兒童、身心障礙者和勞工農民等弱勢群體的人權，此即弱勢族群人權逐漸受到關注的原因所在。
（二）弱勢族群人權形成之基礎－多元文化論
長期以來，社會上的強勢群體往往對弱勢群體進行有意無意的歧視、欺壓或剝削，使弱勢者無法得到公平的發展機會。社會生活中居於弱勢的人民（例如身心障礙者、低收入者）或少數族群（如原住民族），往往因立足點的劣勢，而難以獨自改善其不利的處境。
基於多元文化論（或「多元文化主義」）觀點，各種不同族群之間，文化或有差異，但難有優劣之分，故主張各族群間應相互尊重與承認，對於弱勢族群應給予較優惠的待遇，使之亦能自立自強[2]。從而「人權」並非形式中立的「一視同仁」，而應對劣勢處於現行主流體制，諸如國族國家、資本主義競爭市場、形式選舉民主、父權主義、漢族中心主義等，難以運用正常政治經濟力量爭取權益之弱者，優先提供保障[3]。
準此，國家有必要採取優惠性的差別待遇措施，以協助調整弱勢（如身心障者、低收入戶）或少數族群（原住民族）在社會或政治地位中的不利處境。據以打破強勢群體的不公平對待，進而承認弱勢群體的特殊權利，除應與強勢群體的成員享有相同的自由權利外，更需擁有某些特別的權利，以保有生存發展的機會。
（三）弱勢族群人權之憲法地位
弱勢族群人權保障之憲法地位，可源於憲法平等原則之要求。按平等原則為所有基本權的基礎；國家對人民行使公權力時，無論其為立法、行政或司法作用，均應平等對待，不得有不合理的差別待遇。我國憲法第5條規定：「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第7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明文揭示保障人民之平等權。又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規定國家應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憲法基本國策章中第153條、第155條與第156條等規定，亦對保障婦女與其他弱勢族群之實質平等設有規定。
平等原則追求之目的，特別是針對那些處於不利狀態的人民使其得到改善，並非削弱處於有利狀態人民之權益。故民生福利國家下的國家任務，首應考慮的是「結果的平等」，是以對社會經濟弱者，如勞工、農民；對天生生理條件弱者，如婦女、兒童、殘障等之特別保護，不但是憲法所容忍，直可認為係憲法所要求的「不平等」。
上述「弱勢優先」的不平等，實為我國憲法的基本精神。我國憲法並非單純的中立性憲法，反而有諸多不對稱保障之規範。尤其在基本國策章中「國民經濟」、「社會安全」、「教育文化」、「邊疆地區」等節，均明顯刻意特別保障自耕農（參照憲法第143條）、貧瘠之省縣（參照憲法第147條）、勞工與農民（參照憲法第153條）、老弱殘廢無力生活者（參照憲法第155條）、婦女兒童（參照憲法第156條）、教科文工作者（參照憲法第165條）、邊疆民族（參照憲法第168條、第169條）等特定群體，而非形式上一視同仁的保障。
此外，在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明文優先保障婦女、身心障礙者、退役軍人、原住民族、離島居民與僑民等，亦為相同不平等之規範。該條第6項明揭「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第7項規定：「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之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境之建構、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及生活維護與救助，應予保障，並扶助其自立與發展」；第9項規定：「國家應尊重軍人對社會之貢獻，並對其退役後之就學、就業、就醫、就養予以保障；第11項規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第12項規定：「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對於澎湖、金門及馬祖地區人民亦同」；第13項規定：「國家對於僑居國外國民之政治參與，應予保障」，均係保障弱勢族群之特別規範。
三、弱勢族群人權保障之國際實踐與外國法制
有關弱勢族群人權保障，不僅國際上備受關注，亦有諸多國家的立法實踐。
（一）國際實踐
國際上有關弱勢族群人權保障的實踐，以聯合國近年努力最為顯著。例如聯合國的主要人權機構之一是避免對少數種族歧視委員會（Subcommission on Prevention of Discrimination and Protection of Minority），每年集會一次來提升全球弱勢族群的權利。又其亦透過國際條約保障特定族群，例如1989年「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1990「年保護外籍勞工和其家庭的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Families），以及2007年「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即為顯著的例子。
此外，聯合國也舉辦國際的活動，引導全球關注弱勢族群之問題。聯合國在1993年發起了世界原住民國際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Worlds’ Indigenous People），即為對原住民弱勢族群權利保障的宣示。
（二）外國法制
有關弱勢族群人權之保障，外國立法例多係透過反歧視或強調族群平等之形式達成。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及法國等均有類似的立法。美國政府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民權運動的壓力下，為緩和種族矛盾，解決長久的種族和性別歧視問題，所制定的一系列補救性行政命令和立法措施，稱之為「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其起於1961年3月約翰甘乃迪總統頒布10925號行政令，宣布凡屬聯邦的平權項目禁止存在種族歧視，違反者追究其法律責任。之後在一系列總統的行政命令及1964年民權法中確立。
英國以往對於性別、種族及殘障問題，主要透過三反歧視法規處，包括：1975年通過的「性別歧視法」、1976年「種族關係法」及1995年「殘障歧視法」。至2006年通過的「平等法」被認為是英國繼1998年人權法後最重要之人權立法，此法擴大反歧視之領域，並且要求設立「平等及人權委員會」，以整合「機會平等委員」、「殘障者權利委員會」及「種族平等委員會」的功能。
至於澳洲相關立法，則包括：1975年「種族歧視防治法」、1984年「性別歧視防治法」、1986年「人權與機會平等法」、1992年「身心障礙歧視防治法」、1993年「原住民土地法」、1996年「工作領域平等法」及2004年「年齡歧視防治法」等，並由「國家人權委員會」（AHRC）督促其落實[4]。
四、我國弱勢族群人權發展之難題
保障弱勢族群人權，固已成為新興人權的重要內涵，我國除憲法中已有若干保障弱勢族群人權之特別規範外，亦不乏相關的法律規範，諸如就業服務法第5條、性別工作平等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入出國及移民法第62條、老人福利法、原住民工作權保障法，以及公務人員行行政中立法第4條等。然而我國弱勢族群人權之發展，仍面臨以下難題：
（一）弱勢族群人權之範圍及內容，難以明確界定
弱勢族群人權保障面臨最大的難題，即是何謂「弱勢族群」？其界定之標準為何？吾人或可以政治、經濟、教育等各種標準，認定原住民、新移民、外勞、同性戀者、身心障礙者、罕見疾病的病友、刑事被告、街友遊民、愛滋病患、退伍老兵、文盲、性工作者、貧窮家庭的兒童、低收入的農漁民工和基層勞動者、某些政治或宗教基本教義派的信徒，均屬弱勢族群。然如此一來，「弱勢族群」即非固定概念，而係一浮動概念，在某一標準下，可能處於強勢族群之地位，然在另一標準下，卻又可能屬弱勢族群，甚至所有人均可能成為某一弱勢群體的成員。
此外，所謂弱勢族群人權之具體內涵為何？亦恐難明確界定。由於弱勢族群所遭受到的人權侵犯，項目和型態相當多元，例如愛滋病患的居住遷徙自由權、遭違法解雇勞工的工作權，以及新移民面對司法審判無法充分發揮訴訟權等，幾可能涉及所有基本權內涵。此不僅無法具體化弱勢族群人權的具體內容，亦增加國家落實保障弱勢族群人權的困難。
（二）民眾普遍缺乏對弱勢族群人權的真正關懷
在一般民眾主流見解中，並遍缺乏對弱勢族群人權的認知，甚至若干錯誤觀念扭曲法律制度，尤不利弱勢人權的發展。諸如弱勢是自然造成，或是單純的社會現象，與法律或制度無關。在此思維下，社會資源與權力分配不均，既與法律或制度無涉，自無須負改正現狀的義務。甚至因為資源不均的自然狀態並非法律制度所創設，故法律制度亦不得干預。由此衍生出法律或制度不應干涉此一強弱資源分配的見解。
在此種思維下，將產生「敵視重分配措施」及「污名化弱者」的畸形觀念，對於弱勢人權保障自有不利影響[5]。
（三）應否進一步修憲強化弱勢族群人權保障，缺乏共識
如前所述，我國憲法及增修條文已有諸多有關弱勢族群保障之特別規範。然而新興人權堀起後，調整憲法人權清單之呼聲不絕於耳，尤其是進一步於憲法中強化弱勢族群人權保障，甚至主張應積極修憲去調整政治權力的分配模式，達成目的。
然另有認為，對於弱勢族群人權的保障，憲法既已有規範，可從實踐憲法的過程中，不斷建立憲政慣例，形成憲法解釋，透過實質的憲法變遷，有效彌補憲法的罅隙。且修憲乃具大的政治工程，耗費社會成本至鉅，尤極易增添政治紛擾，勢必衍生更多後遺症。因此，應否進一步修憲強化弱勢族群人權保障，既無共識，型塑完整弱勢族群人權的憲法圖像，自更加困難。
（四）反歧視法制的立法困境
對於弱勢族群人權之保障，有主張仿外國立法例，制定反歧視或族群平等法，作為整合式的統一規範。然而由於弱勢族群人權之範圍及內容，難以明確界定，因而「歧視」、「族群」等用語難以明確，恐有違法律明確性之疑慮。且是否應制定此一專法，亦有不同之異見，故反歧視法制面臨立法的困窘。
（五）相應配置之資源匱乏
對於弱勢族群，國家應協助與關懷。是對於弱勢族群的保險與就醫、無障礙環境的建置、教育訓練與就業輔導、生活的維護與救助，均應加以保障。對於特殊的弱勢社會群體，例如身心障礙者，政府應予以適當的扶助與救濟，並推動各項社會福利措施，以達成弱勢族群平等的目的。人權保障不應僅是形而上的道德訴求，而須積極透過法律或具體措施的執行落實，方能彰顯人權保障的真諦。然而人權保障的具體實，尚須國家配置相應之資源，惟以弱勢族群人權範圍之廣，且難以明確，國家能否有足夠相應資源，實不無疑問。
五、結論與建議
綜上所述，強化弱勢族群人權保障，既為人權發展之趨勢，亦係國家無法迴避之課題，針對上述弱勢族群人權發展之困境，建議可採如下因應策略：
（一）積極教育宣導，強化民眾對弱勢族群人權的認知
由於民眾觀的偏差，導致整體制度扭曲，實為弱勢族群人權保障不足的主因。因此，為導正此等缺失，政府宜積極透過教育宣導，强化民眾對於弱勢族群人權的認知，實為根本之道。
（二）設置弱勢族群人權監督組織
可參仿其他國家作法，設置專責弱勢族群人權監督組織，查核有無歧視或反平等之情事，督促相關保障機制的落實，甚至可考慮設置國家人權委員會。
（三）合理配置國家資源，充分落實弱勢族群人權保障
人權保障的具體落實，既端賴相應資源配合，則政府宜妥善合理規劃資源之配置，避免因資源分配不均產生族群間的不平等，以充分落實弱勢族群人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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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謝世民，「認真面對台灣的人權赤字」，2010年5月25日中國時報第15版。
[2] 一般而言，「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具有三層涵義。實證上（positively），多元文化主義係指一個國家有多個族群存在；規範上（normatively），多元文化主義宣示一個多種語言或族群和平共存、相輔相成的美麗新境界；在政策上（prescriptively），多元文化主義係防止疏離的少數族群被邊陲化而自我退縮，避免其因相對剝奪而分離，以化解族群衝突，促成社會整合。參見施正鋒，「原住民族或其他弱勢族群的自治地位與保障」，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託研究計劃，2005年10月，頁5。
[3] 廖元豪，「誰的法律？誰的人權—建構弱勢人權芻議」，律師雜誌，2006年6月，頁2。
[4] 澳洲國家人權委員會係於1986年透過國會立法成立，原稱為「人權與機會平等委員會」(Human Rights and Equal Opportunity Commission)。
[5]因為把既有的社會權力分佈當作既成事實，各種對機會、資源或權力「重分配」（redistribution）的措施就會被認為是「侵犯」，而被視為（需要正當化的）例外。以德國憲法理論而言，「社會國原則」或「社會權」其實遠不如「防禦地位的基本權」來得重要，也正反映了這種偏見。且「現狀」（的遊戲規則與結果）既然原則上是正當的，那麼任何在現狀下處於弱勢的人，原則上也「活該」而不值得國家保護。對少數族裔或原住民族的積極平權措施（affirmative action）經常被稱為「優惠」； 社會福利的受益人（welfare beneficiaries）往往被鄙視貶抑，也正是這種偏見下的產物。參見廖元豪，前揭文，頁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