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苓雅區四維國小一名資深自然科教師在返校為學生拍畢業照後，從樓上墜落身亡。他指導科展多年成績優異，讓學生不捨。但這樣一個人，在生命最後的日子裡，疑似長期承受失控學生的咆哮威脅，甚至被告上法庭，以致孤立無援地走向絕路。消息傳出，各大教育工會接連發表聲明，社會輿論充斥著哀悼、憤怒與對制度的質疑。

這不是孤立的個案。近年台灣教職人員自傷通報人次從2020年的47人攀升至2024年的125人，短短4年幾乎翻了將近3倍。從嘉義、台南、彰化、新北到桃園，教師在校內輕生的事件一再重演，每一次都引發短暫的社會震驚，然後在下一則新聞出現後迅速沉寂。這種集體性的遺忘，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

台灣的教育現場正靜悄悄地進行一場結構性的崩裂，教師的工作早已不只是傳授知識，他們同時被要求扮演輔導員、社工、危機處理者，乃至家長情緒的緩衝墊。少子化讓每個孩子都成了家庭的重心，龐大的期待與焦慮透過各種管道傾瀉到學校，最終落在個別教師身上。 當孩子在校不開心，有家長連晚餐時間都能來電痛罵老師；當孩子不願寫作業，有家長直接致電學務處要求學校「不准逼我女兒」。面對這種種失衡現象，學校出於招生和維繫關係的現實考量，往往選擇要求教師退讓，讓第一線教師在毫無後盾的情況下，獨自承受衝突的全部重量。

更令人憂心的，是制度本身已成為壓迫的工具。校事會議的設計初衷，是為了處理確有不當行為的教師，保護學生免於體罰或霸凌。這個出發點無可非議。但現實的執行卻已嚴重偏離初衷。數據顯示，全國高中以下學校在不到1年半的時間內，就累積了逾千件投訴案，其中近半數最終不成立，顯示大量案件事證模糊，甚至刻意構陷。

更荒謬的是，現行校事會議程序採取近乎「有罪推定」的邏輯，被調查教師必須自行舉證清白，連查看自己的相關紀錄都有困難，卻又沒有上訴機制可以救濟。這種程序設計讓制度的嚴謹與尊嚴蕩然無存，也讓無辜的教師在精神與心理上遭受不可逆的傷害。

有人因此選擇離開。一名任教18年的資深教師最終辭去教職去養豬。她說，至少豬不會投訴她。這句話充滿苦澀的幽默，但背後的現實卻令人沉重，因為被迫離開的，往往正是那些最有熱忱、最願意投入的老師，剩下來繼續在崗位上的，有些已學會了另一種生存方式，那就是「少說少做、不惹麻煩」的防禦性教學。當教師不敢管教、不敢要求，受損的不只是教師的尊嚴，而是每一個學生的教育品質與未來。

要讓教育重新站起來，至少需要幾個方向的同步努力：校事會議的「程序正義」必須真正落實，包括無罪推定原則、救濟管道的建立，以及對惡意濫訴的明確法律責任。在此之前，任何修法都只是換湯不換藥，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本文已於115.6.5刊登於中時時論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