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民黨立委果然打開了「潘朵拉盒子」。國安局承認歷年經手的秘密情治經費確定有鉅額的盈餘，並且國安局也補助某特定民間智庫，代為進行學術研究或是外交事務。這筆高達數十億的情治經費盈餘，在媒體上沸沸騰騰的談論一周後，國安局將全數繳回國庫，並不考慮如外界所建議的成立基金會，透明化且長期化的將這筆經費投入學術研究。為此，不少立法委員正積極推動制定情治監督法，來將情治活動的監督法制化與透明化。

的確，將情治活動完全交由國會來掌控，是一個法治國家的終極理想。但是，這個理想正如同要將所有國家行為完全曝光，都陳義過高。情治秘密是國家廣義秘密的一環，舉凡軍事、外交及其他公務情報，都不一定需公開在國人，以及民意代表前面。這在民主最先進的國家，也有嚴格的制度保障這種機密，不見得一定違反人民「知」的權利。問題是，如何在確保情治機密時，亦能絕對防止情治機關的權力濫用，此時法治國家所要仰賴的，固然民意代表及輿論所為的「外部監督」不可或缺，但更重要的「內部監督」，也是情治機關內部與上級的「監控體制」。

情治行為雖是國家行為的一種，但正是國家最應隱密的行為，也是所謂的「陰影下的國家行動」（state’s action in shadow），情治人員被稱為「無面人」，甚至在犧牲後，往往忠烈祠上仍不能冠上真正名稱，所以為了維護國家安全，高度的保持情治秘密以及避免洩漏人員，也是國家法律與道義的責任。情治經費來自國家預算，但經費的查核也當然涉及其使用的具體事蹟，也無疑將整個行動暴露在查核者的面前。因此，情治秘密的保障也當然及於確保其經費的秘密，來限制查核的範圍。

西方民主國家對於情治經費的查核，已基本上採取信任情治機關內部的監控體系：國會只審查情治經費的概算，簡言之，只是一個或真或假的數字。秘密的開支，絕對僅限於少數經手人知悉。在這種「絕對信賴」的體制上，即最有可能發生弊端：因為知道弊端產生的人數過少（據報載，以國安局而論，往往不超過五個人），且容易構成集體包庇與集體犯罪。因此，絕對機密會造成絕對的濫權。中外情治機關經常會產生醜聞，且形成「集體醜聞」而非個人醜聞，便是基於這種類似幫派的小圈圈結構。

既然一方面必須維持高度可能產生弊端的「小圈圈經費查核制度」，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其中產生害群之馬，惟一的可行辦法便是對不法行為者的「嚴格查辦」。可能僅有「冰山之一角」的機率才會曝光的弊案，必須嚴懲，才是表彰國家不容忍情治機關產生敗類與篾視國家法紀的唯一機會。所以，國家，以及整個法律體系，平日慷慨的高度信賴此極少數的國家公務員，彼等理應以同等的效忠度回報國家社會，但卻違背此義務，國家勢必應嚴格的追究犯罪者以及監督之長官，以作為後繼者的炯戒。國安局二年前爆發的劉冠軍上校一案，盜領數億經費逃逸至今，未見政府對監督長官有任何鐵面無私的查辦，我們擔心，這個「小圈圈」的清廉度及對國家的效忠，如何再能獲得國人的信賴？

因此，我們要借一句李前總統的名言：「我才是國家最大的情治頭子」，陳水扁總統作為情治機關的最高長官，應該「大為光火」，從速成立一個超然的小組，配合國家安全會議及國安局重新徹查劉冠軍案、情治經費結餘案等相關案件，並重新檢討秘密經費查核體制的漏洞是否已填補，並以最坦誠的態度向國人交待。情治工作可能是秘密及不可見人的工作，但絕對不是違反國家法紀、滿足個人私慾的代名詞。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本文刊登於中華日報91.01.10四版國政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