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希總統於十六日正式啟程訪問日、韓與中國大陸，其中最受矚目的，將是二十一日與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進行的工作會談。目前國際間對於這場會談的性質，定位在「反恐、防止毀滅性武器擴散、貿易、台灣問題」等議題上，而一般也預料台灣問題不會成為焦點。布希此時的東亞之行，如以戰略思維來檢視美國的內外環境，將具有下列兩項意義：
第一、就美國的內部環境而言，布希的國家安全團隊包括副總統錢尼、國家安全顧問萊斯、國務卿鮑爾與國防部長倫斯斐，再加上副國務卿阿米塔吉與副國防部長伍夫維茲等國防事務的專家們，除了襄助布希進行反恐戰爭（Anti-Terrorism War）之外，從延續布希競選時的戰略主張、力圖縮減美軍的海外用兵任務、處理「EP3」事件、檢討「兩戰」戰略等思維，到退出ABM條約與「邪惡軸心」（Axis of Evil）概念的提出，都顯見國安團隊縝密的思維與共同的決策。這反映了美國戰略決策菁英在尋求國際支持的同時，對於亞洲戰略區塊的優先性與維持政經秩序的決心。
第二、就美國的外部環境來看，九一一事件的發生，雖然暫時推遲了布希原定去年十月的訪中行與打亂原先的戰略規劃，但是在擺盪回原有的戰略路線之後，面對美國在中東的傳統敵人（伊拉克與伊朗），以及維持亞洲區域穩定的負面因素（北韓），雖因為錯估了中東地區的經略而付出本土遭襲的慘痛代價，卻在積極發展NMD的戰略選項下，作出退出ABM的抉擇，並且將「流氓國家」進一步鎖定為「邪惡軸心」，極有可能針對此進行軍事行動。美國在諸多不得不然的政治考量下，作出這些決定，目前所必須承擔的風險均已清楚浮現，未來是否將付出更高的政治與戰略代價，或者國際間將承擔更多不可測的變數，都是這一兩年間就可有的答案。
然而，這樣的戰略思維與架構並非沒有隱憂。首先，在布希提出「邪惡軸心」論之後，立即選擇出訪與北韓有密切地緣關係的日本與韓國，雖然可以顯示美國在「推翻與恐怖主義掛鉤的政府」立場上的決心，卻無法立即消除將日、韓捲入戰場的疑慮。再者，美國對「邪惡軸心」近乎宣戰的舉措，在僅得到英國的保證支持之餘，必須尋求其他主要國家（如中共）在立場上的同步或近乎支持，這也是布希、鮑爾及許多美方人士近來對中共發言立場軟化的原因；甚至鮑爾已將美中關係定位為「建設性合作關係」（constructiv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只是此種榮景能維持多久，以及對美國形塑世界新秩序的雄心有無影響，則更值得進一步觀察。
因此，揆諸美國的亞太戰略佈局，因為布希的東亞之行，而起著若干決定性的影響。
第一、布希選在尼克森訪中三十年後的同一天往訪大陸，顯示美國在此一階段意欲爭取中共支持的用意。但是，美國在全球戰略格局上，以往「重歐輕亞」的戰略佈局，與「同時打贏兩場主要戰爭」（俗稱「兩戰」）的戰略，為美國在冷戰結束後的國力支出與戰略設計上，已然增加不小的負擔；再加上，美國在失去前蘇聯為主要假想敵之後，「戰略槓桿」上已失平衡，這一部份，俄羅斯由於政治與經濟上的衰竭，無法以「區域強權」之姿，與美國鼎足而立。美國選擇中共為「反恐戰爭」的政經友伴，必須先袪除美國國內與國際間對「中國威脅論」的疑慮。
第二、布希行前不到一個月，適值中共發表「江八點七週年談話」，AIT理事主席卜睿哲曾對我方表示美國堅守「一個中國」政策的立場。而布希行前也再度宣示了此一立場，並在訪問中稱呼台灣為「我們的朋友」，顯示美國在此關鍵時刻，一方面作出政策宣示，一方面表達友好，也透露此時不希望台灣問題浮上檯面的態度。這些舉措反映在美、中、台三方關係的變化上，由於美國對「反恐戰爭」議題的重視，以及戰略路線的修正，恐將選擇暫時「忽略」台海安全議題，也不會在去年四月的大幅對台軍售之後，再度大幅度作出對台灣安全的關懷與保證。台灣在此關鍵時期，必須謹守分寸，避免誤判情勢，錯估全局。
第三、在美國將「重歐輕亞」戰略思維修正往亞洲地區偏移的同時，也擬議建立美國與日、韓、澳洲定期安全對話之際，布希的東亞之行，對於原先遏止區域軍事霸權興起，以及維持區域穩定和平的戰略思維，之間並無衝突。美國唯有在「反恐、防止毀滅性武器擴散、貿易、台灣問題」等議題上拘束中共，或甚至形式上達到此一效果，即可充分確保對上述議題的信心。這也是布希盛讚小泉經濟努力，以及與江澤民避談人權、台灣安全議題的原因。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本文刊登於91.02.20 中央日報第十一版全民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