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兩岸服貿協議內容公布以來，部分擔心利益受損的產業紛紛表示關切；而中經院的效益評估，更預期對台灣經濟貢獻度只有萬分之三左右，議者對於如此低的所得貢獻，卻讓台灣付出諸多社會變動與不確定性，深感不解。

究其實，經濟競爭的本質，就是要以開放與競爭來帶動利益均霑，讓消費者買到更低廉、更高品質的產品與服務；而透過貿易自由化的推進，能找到相對客觀的一把尺，比較容易擺脫原有的利益共生與人情困擾；更在降稅與貿易便利的市場範圍擴大後，以銷售企圖來增加消費選擇性與生產成本的攤派。

晚近各主要國家廣泛簽署的自由貿易協議，即希望能引進持續的競爭刺激及擴大銷售，好帶動產業升級、外來投資，及取得新形態的人力運用。

像美國柯林頓總統簽訂北美自由貿易區，即帶動汽車產業大洗盤，讓美國汽車業能在墨西哥組裝，以改變競爭劣勢。就在柯林頓第二任內，美國經濟持續復甦，累積了重大的聯邦財政紅利。

亞洲金融危機後，韓國想要以產品的競爭力與獲利可能來改善國際債務負擔，如今更成為唯一與歐盟與美國都簽訂自由貿易協議的國家。至於日本安倍首相，振興國內投資成為首要目標，因此積極與歐盟和美國洽簽自由貿易協議。

不過，光靠自貿協議是不夠的，因為ＦＴＡ並不是救經濟的萬靈丹，而是追求經濟變革、分配公平與活絡投資的開始。

像在ＷＴＯ協議下，日本允諾要進口美國稻米，進口量約當美國稻米年產量的四分之一。經過十五年的演變，相同的米在美國一公斤只賣九毛錢美金；賣給日本商社時是一塊二美金（加三成利潤）；商社再轉賣到日本政府時，就變成二塊半（漲一倍）。

不過日本老百姓並不會買到，而是拿去援助外國政府。居中的商社則榨乾所有利潤，援外糧食帳單再由日本人民繳稅付清。居間的總價差高達四十二億美金，光靠政策保護農民與承擔稻米進口，日本商社就可以賺取約新台幣一千二百億元的暴利。

反觀，從當年轟動一時的青果社香蕉弊案開始，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的台灣社會，即堅決反對此種制度性的買辦分贓。但在日本則依舊是派閥利益優先，光稻米進口，每一名日本民眾就必須每年倒貼新台幣一千元給商社。

如能參透其中的利害關係與原委，就不難想見走入困境的國家，為何都會有急迫感來積極簽署。畢竟自由貿易協議是最公平又透明的檢驗尺度，常能取得社會變革的契機；也唯有帶動出重大的社會變革，消費權益與年輕世代的就業品質，才能持續改進。

（本文刊載於2013年7月20日聯合報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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