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當初設立亞太營運中心之目標即在進一步提升台灣經濟自由化、國際化的程度，促使國內、外人員、貨品、資金、資訊及服務能夠便捷地流通，吸引跨國企業並鼓勵本地企業將台灣作為投資及經營東亞，包括大陸市場的根據地，以凸顯台灣在此一地區經濟整合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此正與陳水扁總統的招商政策不謀而合。
事實上，陳總統所提出美國企業與台灣企業策略聯盟共同投資大陸的理念，可視為鬆綁或取代「戒急用忍」政策的策略之一，畢竟有美國企業策略聯盟或合資，等於為台商的大陸投資買了保險。儘管陳總統僅是針對銀行業方面之大陸投資提出可行的策略，不過其他諸如證券、保險甚至科技產業等，均可爰用相關模式，以中美企業策略聯盟，共同投資大陸。
目前台灣在金融業上的技術發展，不論是專業知識或管理人才均領先大陸，且台商在大陸擁有特殊優勢，因為兩岸同文同種，台灣的教育文化背景較日、韓對大陸的了解更為深入，溝通上並無障礙，故台商在大陸長期耕耘市場掌握程度，遠遠超過其他國家。而且台灣傳統產業與證券金融等服務業，現今都有嚴重人力與產能過剩問題，國際化程度也明顯不足。如能與外資合作進軍大陸市場，不但有截長補短作用，也可充裕資金來源並分散投資風險。
不過誠然外資可帶來資金、技術、國際化營運模式、就業機會與政府稅收，且發生虧損即由外資自行承擔，無須政府紓困，好處不勝枚舉，惟問題的關鍵在於台灣對外資是否有足夠的吸引力，若國內的政經環境不全面改善，兩岸相關政策不予以調整，任何外資都會對台灣裹足不前，台灣的利基也會逐漸流失。
此由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於五月十日所發表的「二○○一年台灣白皮書」可得到佐證，報告中明白指出台灣商業環境、經貿表現和未來改進能力均大幅退步，令美商信心下降，而對外商的「企業信心調查」更道出三項警訊：經濟政策與政治穩定度大幅下跌，兩岸關係前景未明，以及亞洲都市排名，上海首度在企業總部及經商地點上超越台北。
以往政府曾提過亞太營運中心、全球運籌中心、企業總部等計劃，但一直無法落實。關鍵是卡在兩岸無法三通與戒急用忍政策，使台灣失去大陸作為生產與市場的腹地，全球的企業自然不會將台灣視為營運總部。相較於上海的急速進步，集聚國力及全球財團之力致力於建設，實施九五計劃，台灣即相形退步。於是，在亞洲城市的排行榜上台灣一步步落後於新加坡、香港，乃至於上海。更嚴重的是：新加坡、香港、上海、台灣是相互競爭的城市，共同搶奪世界資本的大餅，如今香港正戒慎恐懼的加速發展，以避免有一天被上海取代。然而台灣，卻已然被上海取代了！
可見台灣要經濟持續發展，就須找到自己在區域間的策略性角色，而加速開放三通，讓台灣成為外資「登陸」跳板，才會吸引更多的外資來台。由過去幾個著名的個案來看，包括匯豐、保德信、保誠、荷銀、瑞銀等國際金融集團前仆後繼，以溢價收購國內投信，除了台灣資產管理市場仍有成長潛力外，以台灣作為開發大陸的跳板，在WTO市場開放後進軍大陸，才是外資真正的如意算盤。外資投資者看中的都是十三億人口、GDP一兆美元的大陸市場前景，而非單純著眼於人口二千多萬、GDP不到三千億美元的台灣市場。
因此當上海以實際的建設、具體的成長、和強大的外資崛起時，為確保台灣的區域戰略地位，政府應盡快開放大三通，鬆綁戒急用忍政策，與大陸建立直接往來，例如授權民航業者（中華航空、長榮航空）與其航空公司（中國民航、中國東方航空公司）進行策略聯盟，一方面降低交通成本，一方面亦能提供外資來台設立企業總部或經商地點的誘因。台灣愈快建立起亞洲區赴大陸投資跳板的策略性地位，提供外商進可攻、退可守的核心位置，就愈能吸引更多外資來台，進而利用台灣的地理優勢，從人口眾多的大陸市場獲得利益。
此外，為化解外資對台灣投資環境的疑慮，政府當前首要之道，應超越現有財經施政的格局，從確立未來台灣經濟發展方向，改善大環境著手。針對如何建立台灣新的經濟戰略地位、調整經濟結構、改革經濟體制、建立穩定的兩岸關係，以及營造和諧的政治環境等課題，擬定具體的策略與作為。誠如美國商會會長白沛德（Peter Banko）所言，電力供應無虞、穩定度高的金融體系及一致性且透明度高的政府政策，均有助外商加碼投資台灣。
唯有進行此種長期、制度性改革，才能真正振興台灣經濟。一旦國內政經體系穩健發展，外資自會源源不斷的流入，此時金融機構或企業亦會依循自身利益評估「美台策略聯盟」是否可行，進而聯合進軍大陸，創造龐大的商機與互惠雙贏的合作關係。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