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部成立，固然代表政府對勞動政策議題的重視。然勞工委員會時代的結束，卻留下一個重要議題，亟待政府因應和解決。
因為法制的設計，長期以來，台灣勞資關係發展，係以企業層級的勞資關係為主軸，固然可以達到「分權化」的效果，卻無助於產業層級與國家層級勞資關係的發展。所幸，「勞委會」的存在稍稍彌補前述的不足。
然而，當「勞委會」改制為「勞動部」時，當勞動部不再成為勞、資、政三方審議勞動政策與立法的機制，和不再具有「統合主義」的象徵意涵之際，集體勞資關係將會如何發展，值得進一步觀察與關注。
屆時，政府在勞動議題上的立場可能會面臨兩個選擇：持續傾向個別勞工權益的保障，或傾向於中立、勞資事務由勞資雙方透過協商來議定。不過有鑑於工會與團體協商制度，短期內不盡然會有長足進展，政府在勞動議題上，應該還是會傾向於藉由政府法令，來達到落實個別勞工權益保障的目的。然而企業或產業因應外在環境因素挑戰的彈性空間，可能就會受到相對地限制。
在鄰近國家中，幾個經濟表現比較亮眼的國家，其勞資關係制度的設計，多是朝「勞資政三方對話」方向發展；新加坡與南韓正是其中具代表性的國家。
長期以來，新加坡的重要政策，都是透過勞資政三方對話機制的運作而形成的，初估至少有八個三方對話機制。南韓則是於亞洲金融風暴後，在國際貨幣基金會要求下，於一九九八年設立了南韓三方委員會，二○○七年進一步更名為經濟與社會發展委員會。透過這些機制的運作，不僅有助於勞資和諧關係的建立，對於整體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也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助益。
勞資自主和自治的目的，不盡然能在短期內達成，若全然放鬆管制以強化企業和產業的彈性空間，可能又會引發勞工疑慮，擔心勞工權益會有不利影響。依「重新管制」的思維，若要兼顧彈性安全，隨著勞委會這樣的三方對話機制走入歷史，勞動部成立後，政府或許應思考是否於行政院層級設立「三方委員會」，來處理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有關議題，進而達到促進經濟發展與彈性的同時，能兼顧安全的目的。
（本文謹代表作者個人意見）（本文曾刊載於聯合報民國103年2月16日民意論壇版）
因為法制的設計，長期以來，台灣勞資關係發展，係以企業層級的勞資關係為主軸，固然可以達到「分權化」的效果，卻無助於產業層級與國家層級勞資關係的發展。所幸，「勞委會」的存在稍稍彌補前述的不足。
然而，當「勞委會」改制為「勞動部」時，當勞動部不再成為勞、資、政三方審議勞動政策與立法的機制，和不再具有「統合主義」的象徵意涵之際，集體勞資關係將會如何發展，值得進一步觀察與關注。
屆時，政府在勞動議題上的立場可能會面臨兩個選擇：持續傾向個別勞工權益的保障，或傾向於中立、勞資事務由勞資雙方透過協商來議定。不過有鑑於工會與團體協商制度，短期內不盡然會有長足進展，政府在勞動議題上，應該還是會傾向於藉由政府法令，來達到落實個別勞工權益保障的目的。然而企業或產業因應外在環境因素挑戰的彈性空間，可能就會受到相對地限制。
在鄰近國家中，幾個經濟表現比較亮眼的國家，其勞資關係制度的設計，多是朝「勞資政三方對話」方向發展；新加坡與南韓正是其中具代表性的國家。
長期以來，新加坡的重要政策，都是透過勞資政三方對話機制的運作而形成的，初估至少有八個三方對話機制。南韓則是於亞洲金融風暴後，在國際貨幣基金會要求下，於一九九八年設立了南韓三方委員會，二○○七年進一步更名為經濟與社會發展委員會。透過這些機制的運作，不僅有助於勞資和諧關係的建立，對於整體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也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助益。
勞資自主和自治的目的，不盡然能在短期內達成，若全然放鬆管制以強化企業和產業的彈性空間，可能又會引發勞工疑慮，擔心勞工權益會有不利影響。依「重新管制」的思維，若要兼顧彈性安全，隨著勞委會這樣的三方對話機制走入歷史，勞動部成立後，政府或許應思考是否於行政院層級設立「三方委員會」，來處理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有關議題，進而達到促進經濟發展與彈性的同時，能兼顧安全的目的。
（本文謹代表作者個人意見）（本文曾刊載於聯合報民國103年2月16日民意論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