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刻正推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修法，其中對於法人是否應取消罰金刑，僅保留行政罰鍰一事，司法院、法務部見解不一。司法院認為，不宜單獨在「食安法」取消罰金刑，但法務部認為行政罰鍰才能收到速效。造成這個爭議的最主要原因，是「一事不二罰」原則。就此，法務部次長蔡碧玉舉大統長基為例，衛生福利部當初曾重罰18.5億元，後來法院判併科罰金3800萬元，大統因而提起訴願，最後撤銷掉18.5億元的行政罰鍰。為了讓社會能接受快又重的處罰，行政院版草案認為必須取消罰金刑。司法院刑事廳長蔡彩貞則認為，目前有十幾種罰金刑與行政罰鍰併行的狀況，若只在「食安法」取消罰金刑，恐怕會產生「破窗效應」，其他法律也會跟進，紛紛取消罰金刑。
法務部與司法院對於罰金刑取消與否的爭議，有其意義。『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又稱「禁止雙重處罰原則」，係指同一違法行為，禁止國家為多次之處罰。大法官釋字第503號、第604號均有所釋示。一般來說，如果是「行政罰與行政罰之競合」問題，大法官採取「從一重處罰」的立場，行政罰法第24條亦有明文。
惟針對「刑罰與行政罰之競合」，則並非從一重處斷。依據行政罰法第26條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明文採取「刑罰優先於行政罰」原則。然而，刑罰具有最後手段性，往往較行政罰為重，因此在本質上，仍不失「為從一重處斷」，況且刑罰之確定，有更為嚴格之程序保障，因此刑罰較為慎重，以較為慎重之決定優先，論理上亦屬合宜。當行為人是自然人時，由於刑法得處自由刑及生命刑，這個問題較不重要，因為制度設計上，行政罰與刑罰可分別採取不同類型的處罰；惟當行為人是法人時，在行政刑法上得單獨處罰罰金刑，行政罰上亦得單獨處罰罰鍰，此時若此行政罰重於刑罰，將發生刑罰無實益之情形。
事實上，對於行政罰之不服，除得提起訴願外，尚得提起行政訴訟，因此，就行政罰而言，若行為人不服處分，仍有受司法救濟之機會。是故，如果「刑罰優先於行政罰原則」，其目的是為了保障當事人受司法救濟之權利，則當行為人仍有受行政訴訟救濟之權時，此一目的已可實現。是以若現行法制欲堅持「刑罰優先於行政罰原則」，恐怕仍須採「質之分別說」，認行政罰與刑罰本質不同。然而，質之分別說，已經漸不為我國採行，代之而起者為「量之分別說」，認為行政罰與刑罰之不同，主要在於量之不同，刑罰較行政罰為嚴苛。
是故，本次食安法的修正，其實已經涉及了根本性的爭議。若法務部與司法院對於是否取消罰金刑意見不同，則兩機關至少必須設法解決一個問題：「當行政罰重於刑罰時，是否仍刑罰優先」？或者說，兩機關應思考，是否在「刑罰與行政罰競合」時，亦應適用「從一重處斷原則」。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法務部與司法院對於罰金刑取消與否的爭議，有其意義。『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又稱「禁止雙重處罰原則」，係指同一違法行為，禁止國家為多次之處罰。大法官釋字第503號、第604號均有所釋示。一般來說，如果是「行政罰與行政罰之競合」問題，大法官採取「從一重處罰」的立場，行政罰法第24條亦有明文。
惟針對「刑罰與行政罰之競合」，則並非從一重處斷。依據行政罰法第26條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明文採取「刑罰優先於行政罰」原則。然而，刑罰具有最後手段性，往往較行政罰為重，因此在本質上，仍不失「為從一重處斷」，況且刑罰之確定，有更為嚴格之程序保障，因此刑罰較為慎重，以較為慎重之決定優先，論理上亦屬合宜。當行為人是自然人時，由於刑法得處自由刑及生命刑，這個問題較不重要，因為制度設計上，行政罰與刑罰可分別採取不同類型的處罰；惟當行為人是法人時，在行政刑法上得單獨處罰罰金刑，行政罰上亦得單獨處罰罰鍰，此時若此行政罰重於刑罰，將發生刑罰無實益之情形。
事實上，對於行政罰之不服，除得提起訴願外，尚得提起行政訴訟，因此，就行政罰而言，若行為人不服處分，仍有受司法救濟之機會。是故，如果「刑罰優先於行政罰原則」，其目的是為了保障當事人受司法救濟之權利，則當行為人仍有受行政訴訟救濟之權時，此一目的已可實現。是以若現行法制欲堅持「刑罰優先於行政罰原則」，恐怕仍須採「質之分別說」，認行政罰與刑罰本質不同。然而，質之分別說，已經漸不為我國採行，代之而起者為「量之分別說」，認為行政罰與刑罰之不同，主要在於量之不同，刑罰較行政罰為嚴苛。
是故，本次食安法的修正，其實已經涉及了根本性的爭議。若法務部與司法院對於是否取消罰金刑意見不同，則兩機關至少必須設法解決一個問題：「當行政罰重於刑罰時，是否仍刑罰優先」？或者說，兩機關應思考，是否在「刑罰與行政罰競合」時，亦應適用「從一重處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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