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利用今年主辦亞太經濟合作會(APEC)在舉行領袖高峰會的前夕，與南韓完成FTA之實質談判及簽署。「中」韓兩國歷經14回合諮商之後，達到共識簽署FTA，雖早已是各國意料之中的期程，但頗讓各國意料之外的是，大陸在協定中對韓免除關稅項目超過三成、准入市場項目達到九成以上，其優惠之大、前所未有，其開放之廣、亦是罕見。

檢視大陸與南韓簽署的FTA，是其所簽署範圍最廣、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談判，雙方要達到完全免除關稅，至少需要10到20年時間，試探期程頗長。為何大陸在面對經濟成長瀕臨下修風險的同時，卻對一個整體產業發展水準超過自己的國家提供如此讓利之行為？

姑且不論其在表面上，是否以「世界市場」大國的思維，與近年美國所推動的「重返亞洲」政策互別苗頭之意味；或者希望透過與南韓完成FTA之實質談判及簽署機會，讓台灣的朝野及社會各界了解中韓簽署FTA之後所可能造成的經濟困境，直接逼迫台灣儘速通過服貿及貨貿協議釋放訊息，加速與大陸經濟的區域整合。

不過，我們似乎也從此次大陸與南韓之FTA發現，其積極對外開放除了顯示大國心態主場優勢之外，也表現出大陸是和平崛起的大國，其與過去美國採取的方法不太一樣。亦即大陸高度學習國際社會所通用的「Give & Take」模式，在部分讓利中建立一套較符合自己利益的「中國模式」，進行其他國家的交流，進而與全球之接軌。

另一無法忽略的是，大陸在推動自由貿易對外開放戰略構想的背後，其實並非在於以擴大對外經濟合作為重要目的，而是藉此以深化對內結構改革為核心焦點。亦即大陸積極對外實施自由貿易所隱含的策略思維，乃是希望在加強遵守國際自由貿易協定的同時，透過外部所凝聚的力量，以排除其來自內部抗拒改革所產生之障礙。

換句話說，大陸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之後，透過「一黨獨大、集體領導」政治制度運作各項政策之下，使得其在極短30餘年期間中，不論在促進經濟成長、推動產業發展等方面所表現的成就，或是在拓展國際市場、參與全球事務等方面所累積之實力，可以說是舉世共睹。

然而，其所採取的「快速型壓迫式」策略，在不惜代價成功推動經濟快速成長的同時，其實在內部結構上已付出了相當的代價。尤其在國家資本主義支援下，其國有企業經營規模不斷擴張與縱橫發展，壟斷絕大部分政府資源或市場，而讓具有促進社會安定與增加就業機會的中小企業生存空間受到擠壓，連帶擴大社會貧富差距的更加懸殊，甚至引發族群之嚴重對立。

這些弊病終於敲醒中國大陸領導高層，決定進行對內結構改革。此一現象說明，大陸逐漸接受國際關係理論之中頗常見的『雙層博弈』概念，透過外部力量壓迫內部保守、左傾勢力，以達到深化改革現行制度之目的。誠如其總書記習近平與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今年「人代」及「政協」兩會工作報告中指出，在追求經濟持續成長的同時，若無建立較安定的社會環境，即使有美好的規劃願景，亦將難以落實。

(本文刊載於2014年11月19日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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