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資源有時而窮，尤其在政府財政困窘的年代，各級政府組織將既有的資源投注在有限的政策項目中，因而導致弱勢議題邊緣化，或依行政機關常態的作業習慣，編列新年度的工作項目；而新興議題在無人照料下，不是被犧牲、就是被忽視，因而難以被看見。

在現在公共的生活，社會運動是一股要求持續改造的群眾力量，他們挑戰既有觀念、政治體制、法律規定、勞資關係、性別文化，乃至於各類的公共政策議題(何明修，2009：344)。台灣自1980年代起，因解除戒嚴，以及一連串的民主改造運動，觸發了社會力蓬勃發展。早期如1988年的520農民運動、1990年野百合學生運動、客運與鐵路勞工罷工事件、關廠工人連線運動，以及一系列的環境保護運動、婦女運動、男女平權運動、同志運動等等。因此使得各類的政策議題被重視、被看見與被理解，至少使公務部門的主管機關，重新調整看待公共問題的視角，願意關注主流政策標的團體以外人士的政策期待。以去年(2014年)的洪仲丘軍中人權的社會運動為例，大多數的成年男性都有服役的經驗，當社會大眾看到軍中不合理的管教措施時，即引發服過兵役人士的共鳴，進而集結大量人群，要求國防部檢討不合理的管理規定、確切落實軍中人權條款。

我們從政府的運作規則、國會議員與基層民意代表的連任率，乃至於地方派系、政經結構、預算規模來看，不難看出整個政府運作的保守性格，尤其涉及到既得利益族群，刪A預算，用於新的B項公共政策時，其所引發的內部抗拒力量，自然使得改革訴求胎死腹中。

其實，政府部門在這民主時代，要貼近社會脈動，釐清看不見的政策視角，應該換一種心態來看待社會運動，宜仔細聆聽各種社會運動的訴求，並且善用社會運動的力量，作為政策變革的支撐力量。而作為一個民主的政黨，應主動帶動社會議題的討論，形成政策諮商的政策運動，使社會運動不是人數動員的拼場，轉而成為成熟與理性的力量，用說理的力量讓制度漸進轉變。

說理的過程，不一定能將抗拒轉變為支持，但至少能夠感動原本沒有立場的人士，願意支持這樣的新型理念，而當支持人數一多，社會價值轉變，政策自然也就得以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