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政府期望於未來組織改造中，關於人才晉用的制度方面進行調整，以「強化政府專業」適度取代「保障內部升遷」，進而以推動三級機關首長可以政務、常務並用。鑑於此項政策規畫可能將涉及諸項爭議，在修法過程中若未審慎考量，可能落入「文官體系再受蔡政府政治酬庸任命」的爭論泥沼中，且不免將遭受外界對新政府冠上「以專業政府之名行排斥文官之實」的非議。
先就法制原義探究。《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已有三級機關可用政務官的法源，修法不會讓所有三級機關都可設政務官，而是牽涉政策規畫或規模較大者才可以，會有上限。且是採政務和常務雙軌制，得用政務官，而非一定要用。馬政府雖曾主張三級機關的首長可以政務與常務並用，但銓敘部僅有條件地同意具有政策決定權的三級機關（如營建署），可以政務、常務並用；但如果三級機關是局（如民航局）的話，必須用常任文官，不可以政務任用。此中間關鍵之處乃在於該三級機關首長非僅性質特殊，且法律有特別規定。
其次，基於「專業政府」與「中立文官」的不可偏廢。因此在先進民主國家中，升遷制度重要，適當的提拔人才制度也很重要。由此觀之，則升遷制度與組織績效間，應存有高度的關聯性。然而，當前我國組織改造的迫切問題為何？是新政府上台之際所著重的「強化機關專業、活化人才晉用管道，讓政府可以引進更多外部人才。」或是著重行政中立，尊重常任文官的專業？若是前者，則政府可容納外部人才進駐的職務應多，且當前考試院所推動之高階文官制度，亦應已足以提升具實務經驗的高階公務人員的能力與效益。若為後者，那麼新政府則在透過激勵制度以鼓勵具創新思維的常任文官上，還有極大的努力空間。
再者，對於推動此一政策議題的時機，亦可能遭受非議。對常任文官而言，升遷包含心理上、精神上和地位上的報酬。若升遷不當，員工將喪失信心，甚至整個組織效率陷於崩潰。基於此，當公教人員年金制度塵埃未定之際，蔡政府又推出此一組織改造作業，可能令各界質疑：讓現職公務人員落入「朝不保夕」的疑懼，引發蔡政府是否有計畫排斥「非我族類」常任文官的聯想。
最後，基於將績效評估融入升遷制度的最重要原因，乃在於提供一個「客觀」的鑑別或比較標準。然而，觀新政府此項政策的推行，可能將會強化機關職位的政治派任色彩，勢必也將令人產生類似「職務酬庸」的不當觀感。
對常任文官人才的信任與運用，才得以維繫「專業政府」與「中立文官」之均衡。蔡政府應深思，未必要汲汲於法案的修訂，健全高階文官任用與暢通公務人員升遷管道，才可使國家公僕在中立的基礎上，達成更具專業與創意的工作表現與貢獻。
(本文刊登於105.10.14中國時時論廣場)
先就法制原義探究。《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已有三級機關可用政務官的法源，修法不會讓所有三級機關都可設政務官，而是牽涉政策規畫或規模較大者才可以，會有上限。且是採政務和常務雙軌制，得用政務官，而非一定要用。馬政府雖曾主張三級機關的首長可以政務與常務並用，但銓敘部僅有條件地同意具有政策決定權的三級機關（如營建署），可以政務、常務並用；但如果三級機關是局（如民航局）的話，必須用常任文官，不可以政務任用。此中間關鍵之處乃在於該三級機關首長非僅性質特殊，且法律有特別規定。
其次，基於「專業政府」與「中立文官」的不可偏廢。因此在先進民主國家中，升遷制度重要，適當的提拔人才制度也很重要。由此觀之，則升遷制度與組織績效間，應存有高度的關聯性。然而，當前我國組織改造的迫切問題為何？是新政府上台之際所著重的「強化機關專業、活化人才晉用管道，讓政府可以引進更多外部人才。」或是著重行政中立，尊重常任文官的專業？若是前者，則政府可容納外部人才進駐的職務應多，且當前考試院所推動之高階文官制度，亦應已足以提升具實務經驗的高階公務人員的能力與效益。若為後者，那麼新政府則在透過激勵制度以鼓勵具創新思維的常任文官上，還有極大的努力空間。
再者，對於推動此一政策議題的時機，亦可能遭受非議。對常任文官而言，升遷包含心理上、精神上和地位上的報酬。若升遷不當，員工將喪失信心，甚至整個組織效率陷於崩潰。基於此，當公教人員年金制度塵埃未定之際，蔡政府又推出此一組織改造作業，可能令各界質疑：讓現職公務人員落入「朝不保夕」的疑懼，引發蔡政府是否有計畫排斥「非我族類」常任文官的聯想。
最後，基於將績效評估融入升遷制度的最重要原因，乃在於提供一個「客觀」的鑑別或比較標準。然而，觀新政府此項政策的推行，可能將會強化機關職位的政治派任色彩，勢必也將令人產生類似「職務酬庸」的不當觀感。
對常任文官人才的信任與運用，才得以維繫「專業政府」與「中立文官」之均衡。蔡政府應深思，未必要汲汲於法案的修訂，健全高階文官任用與暢通公務人員升遷管道，才可使國家公僕在中立的基礎上，達成更具專業與創意的工作表現與貢獻。
(本文刊登於105.10.14中國時時論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