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翻轉」成了時髦的名詞，教育要翻轉，施政要翻轉，都要把過去習慣的由上而下治理，整個顛倒過來，改成由下而上，以徹底實現民主。
文化部不願落於人後，也講起翻轉，也要由下而上，要落實文化公民權。不僅如此，在施政目標上，也一再強調，必須保障創作自由，多元述說歷史記憶。在他們所描繪的願景裡，似乎可見一片欣欣向榮的美好文化樂土。
其實，早在1990年代，政府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時，就已經提出由下而上的口號了。當時或許是台灣文化最有活力的年代，各地文化特色接二連三地發掘，各大大小小的文化團體相繼成立，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大量優質的藝術、文學及影視音作品不斷推陳出新，藝文人士甚至可以肆無忌憚地批評時政，公然向當權者嗆聲，完全不必擔心會受到政治迫害。
如今，文化部再三強調自由、多元，與文化民主化，為什麼民間的文化活力反倒不如上個世紀末，而藝文界的批判性也大大減少了呢？
今年228前夕，文化部長卻說，為了推動轉型正義，中正紀念堂必須禁賣老蔣公仔。賣店生意大受影響，怨聲載道，然而，更嚴重的，是這背後隱含了文化為政治服務的問題，卻幾乎未見有人提出批評。
有人說，現任文化部長鄭麗君，文化政策幾乎都是沿襲前朝，唯獨「轉型正義」是新創。然而，2016年大選時，小英的文化政策並未包含轉型正義。放眼國際，從未見過哪個國家把轉型正義列入文化政策中。
轉型正義，譯自英文的transitional justice，是指轉型、新興民主國家對過去政府錯誤暴行和不正義行為的彌補，亦即對過去的迫害者追究其罪行，對過去取得不當的利益予以追討，以建立更民主、正義與和平的未來。轉型正義的概念與行動起源於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對侵略國德國及日本軍閥進行的審判。七、八○年代轉型正義的焦點在人權以及相關的法律問題。八、九○年代起，隨著第三波民主浪潮的興起，轉型正義所關心的內容，從單純的法學轉移到政治問題，以建立強而穩固的民主政體為重點。
既然轉型正義已經是政治議題，那麼將它納入文化施政，就形同以政治干預文化。以政治干預文化，或將文化為政治服務，都是民主國家的大忌，應該受到嚴厲的譴責與制止，何況執政者是動輒標榜以推動台灣民主為目標的民主進步黨？然而不可思議的是，擅長口誅筆伐、經常以永遠的在野黨自居的文化界，眼睜睜看著文化部長動輒祭出轉型正義的大旗，竟然噤若寒蟬，未見有人出來質疑，好像文化為政治而服務是那麼理所當然。到底知識份子的骨氣哪裡去了？
或許不能責怪藝文界，而是長期以來的藝文補助政策，予有心者可乘之機。我國雖然仿效美國，成立了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專司藝文補助，其組織、補助程序也符合「一臂之隔」（arm’s length）的民主原則，可惜補助的金額遠不如文化部。近年隨著孳息下降，國藝會的功能更形弱化。反觀文化部的藝文補助，金額多，審查程序又不如國藝會嚴謹，補助便有黑箱作業的嫌疑。
要避免政治干預文化，除了應發揮在野的監督力量之外，更應該健全藝文補助機制，秉持公平、公正、公開的民主原則。治本之道，國藝會的資金應改由中央編列預算，以強化其功能。文化部宜回歸政策制定的功能，將補助由國藝會全權負責。倘使有一天，藝文團體都敢公然對政府嗆聲，而不用擔心遭到修理，那才是真的實現所謂翻轉治理的文化民主化。
文化部不願落於人後，也講起翻轉，也要由下而上，要落實文化公民權。不僅如此，在施政目標上，也一再強調，必須保障創作自由，多元述說歷史記憶。在他們所描繪的願景裡，似乎可見一片欣欣向榮的美好文化樂土。
其實，早在1990年代，政府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時，就已經提出由下而上的口號了。當時或許是台灣文化最有活力的年代，各地文化特色接二連三地發掘，各大大小小的文化團體相繼成立，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大量優質的藝術、文學及影視音作品不斷推陳出新，藝文人士甚至可以肆無忌憚地批評時政，公然向當權者嗆聲，完全不必擔心會受到政治迫害。
如今，文化部再三強調自由、多元，與文化民主化，為什麼民間的文化活力反倒不如上個世紀末，而藝文界的批判性也大大減少了呢？
今年228前夕，文化部長卻說，為了推動轉型正義，中正紀念堂必須禁賣老蔣公仔。賣店生意大受影響，怨聲載道，然而，更嚴重的，是這背後隱含了文化為政治服務的問題，卻幾乎未見有人提出批評。
有人說，現任文化部長鄭麗君，文化政策幾乎都是沿襲前朝，唯獨「轉型正義」是新創。然而，2016年大選時，小英的文化政策並未包含轉型正義。放眼國際，從未見過哪個國家把轉型正義列入文化政策中。
轉型正義，譯自英文的transitional justice，是指轉型、新興民主國家對過去政府錯誤暴行和不正義行為的彌補，亦即對過去的迫害者追究其罪行，對過去取得不當的利益予以追討，以建立更民主、正義與和平的未來。轉型正義的概念與行動起源於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對侵略國德國及日本軍閥進行的審判。七、八○年代轉型正義的焦點在人權以及相關的法律問題。八、九○年代起，隨著第三波民主浪潮的興起，轉型正義所關心的內容，從單純的法學轉移到政治問題，以建立強而穩固的民主政體為重點。
既然轉型正義已經是政治議題，那麼將它納入文化施政，就形同以政治干預文化。以政治干預文化，或將文化為政治服務，都是民主國家的大忌，應該受到嚴厲的譴責與制止，何況執政者是動輒標榜以推動台灣民主為目標的民主進步黨？然而不可思議的是，擅長口誅筆伐、經常以永遠的在野黨自居的文化界，眼睜睜看著文化部長動輒祭出轉型正義的大旗，竟然噤若寒蟬，未見有人出來質疑，好像文化為政治而服務是那麼理所當然。到底知識份子的骨氣哪裡去了？
或許不能責怪藝文界，而是長期以來的藝文補助政策，予有心者可乘之機。我國雖然仿效美國，成立了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專司藝文補助，其組織、補助程序也符合「一臂之隔」（arm’s length）的民主原則，可惜補助的金額遠不如文化部。近年隨著孳息下降，國藝會的功能更形弱化。反觀文化部的藝文補助，金額多，審查程序又不如國藝會嚴謹，補助便有黑箱作業的嫌疑。
要避免政治干預文化，除了應發揮在野的監督力量之外，更應該健全藝文補助機制，秉持公平、公正、公開的民主原則。治本之道，國藝會的資金應改由中央編列預算，以強化其功能。文化部宜回歸政策制定的功能，將補助由國藝會全權負責。倘使有一天，藝文團體都敢公然對政府嗆聲，而不用擔心遭到修理，那才是真的實現所謂翻轉治理的文化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