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院長在2017年的年終記者會提到，將要仿效日本用「地方創生」的方式來改變台灣南、北的不平衡；以及部分縣市「少子高齡化」日趨嚴重，人口逐年減少，青年人口嚴重流失，進而造成城鄉之間的差距。所以賴清德院長所提「地方創生」的其中一個手段，就是要進行「行政區劃」，以及修改《財政收支劃分法》，將中央所握財源下放給地方，以解決多年來地方財政困窘的問題，並且進而創造地方發展的生機。
從2010年的五都改制，到今日民進黨執政期間隱約透露的行政區劃方向，大抵都是「整併」；也就是說，減少一級地方自治體的數量。在2010年的改革，我國由2直轄市23縣市，也就是一級的地方自治體有25個，減少為22個(6直轄市16縣市)。如今民進黨執政，有該黨立委提出的「說法」為七都或六州；換言之，是更進一步激烈的整併。除此，現存的190多個鄉鎮市可能會取消其地方自治法人地位，仿照直轄市體例，改設為區公所，區長非民選產生，係文官擔任。
以上若為真，不啻為我國行政區域的大革命。首先，我國一級的地方自治法人轄區，將由約一千六百平方公里的轄區，一舉擴張到五千平方公里以上，甚至更多。而且，這麼大的管轄區域，只有一個地方自治法人；過去所謂的鄉鎮市，或將改為上級政府的「派出機關」，既無民選首長，沒有獨立預算，也沒有靈活自主的組織建制。
這麼樣大的政治工程，不知各位會認為應該要「由下而上」還是「由上而下」的推動。猶記2008年以前，馬英九總統提出「三都十五縣」的行政區劃政策，要能實現，無非要「由上而下」的領導才能達成。然而，改制「直轄市」的誘惑或者說是「魅力」實在是太大了；記得當年，當合併改制的法源，也就是《地方制度法》的相關規定通過後，全台遍地開花，改制直轄市變成一種風潮，最後在當年新設四個直轄市；四年後再加一個，最終演變為當前的六個直轄市。就是因為不是「由上而下」的行政區劃，以致於三都的目標變成了六都的現實。
然而，當前的民進黨政府，有辦法進行「由上而下」的整併嗎？不無疑問。我們看到嘉義縣、嘉義市兩個縣市的地方首長立場就不一樣；在基隆市，該市的市長也對於整併於台北市、新北市這兩個超級自治體之內，其地位不僅不會提高，而且將會加速邊緣化，因而對於整併抱持懷疑的態度。況且，整併將會涉及地方公共職位的大幅縮減，這些政治人物對於既有政治職位存續的努力，其抗爭反對的激烈程度，相信不會下於年金改革陳抗的退休公務人員。
前述是上一級地方政府的問題。基層的鄉鎮市也面臨同樣的情形，現在既存鄉鎮市看到過去六都改制的經驗，除了鄉鎮市長及鄉鎮市民代表的選舉公職消失之外，一般民眾洽公困難、社會福利福祉措施縮減，這都將對廢止鄉鎮市自治形成更為嚴峻的挑戰。
以日本「平成大合併」經驗來說，該國能由約3200個市町村整併為約1700個基層自治體，其所應用的主要手段有二。第一為財政手段，透過財政補助措施，或調高舉債上限，讓地方自治體願意主動提出合併的計畫；第二，地方自治體的合併可能是二合一、可能是三合一、四合一，最高有約十多個市町村合併成為一個市的個案；而這代表者自治體更有能力執行更多的公共權責，所以權責也大幅下放給基層自治體。綜合二者可以統稱為「錢、權下放基層自治體」，這在我國目前的實務都還看不到。所以，我們如何期待用溫和、理性、民主的方式達成由下而上的行政區域整併呢？
(本文已刊登於107.1.11中時觀鑒談)
從2010年的五都改制，到今日民進黨執政期間隱約透露的行政區劃方向，大抵都是「整併」；也就是說，減少一級地方自治體的數量。在2010年的改革，我國由2直轄市23縣市，也就是一級的地方自治體有25個，減少為22個(6直轄市16縣市)。如今民進黨執政，有該黨立委提出的「說法」為七都或六州；換言之，是更進一步激烈的整併。除此，現存的190多個鄉鎮市可能會取消其地方自治法人地位，仿照直轄市體例，改設為區公所，區長非民選產生，係文官擔任。
以上若為真，不啻為我國行政區域的大革命。首先，我國一級的地方自治法人轄區，將由約一千六百平方公里的轄區，一舉擴張到五千平方公里以上，甚至更多。而且，這麼大的管轄區域，只有一個地方自治法人；過去所謂的鄉鎮市，或將改為上級政府的「派出機關」，既無民選首長，沒有獨立預算，也沒有靈活自主的組織建制。
這麼樣大的政治工程，不知各位會認為應該要「由下而上」還是「由上而下」的推動。猶記2008年以前，馬英九總統提出「三都十五縣」的行政區劃政策，要能實現，無非要「由上而下」的領導才能達成。然而，改制「直轄市」的誘惑或者說是「魅力」實在是太大了；記得當年，當合併改制的法源，也就是《地方制度法》的相關規定通過後，全台遍地開花，改制直轄市變成一種風潮，最後在當年新設四個直轄市；四年後再加一個，最終演變為當前的六個直轄市。就是因為不是「由上而下」的行政區劃，以致於三都的目標變成了六都的現實。
然而，當前的民進黨政府，有辦法進行「由上而下」的整併嗎？不無疑問。我們看到嘉義縣、嘉義市兩個縣市的地方首長立場就不一樣；在基隆市，該市的市長也對於整併於台北市、新北市這兩個超級自治體之內，其地位不僅不會提高，而且將會加速邊緣化，因而對於整併抱持懷疑的態度。況且，整併將會涉及地方公共職位的大幅縮減，這些政治人物對於既有政治職位存續的努力，其抗爭反對的激烈程度，相信不會下於年金改革陳抗的退休公務人員。
前述是上一級地方政府的問題。基層的鄉鎮市也面臨同樣的情形，現在既存鄉鎮市看到過去六都改制的經驗，除了鄉鎮市長及鄉鎮市民代表的選舉公職消失之外，一般民眾洽公困難、社會福利福祉措施縮減，這都將對廢止鄉鎮市自治形成更為嚴峻的挑戰。
以日本「平成大合併」經驗來說，該國能由約3200個市町村整併為約1700個基層自治體，其所應用的主要手段有二。第一為財政手段，透過財政補助措施，或調高舉債上限，讓地方自治體願意主動提出合併的計畫；第二，地方自治體的合併可能是二合一、可能是三合一、四合一，最高有約十多個市町村合併成為一個市的個案；而這代表者自治體更有能力執行更多的公共權責，所以權責也大幅下放給基層自治體。綜合二者可以統稱為「錢、權下放基層自治體」，這在我國目前的實務都還看不到。所以，我們如何期待用溫和、理性、民主的方式達成由下而上的行政區域整併呢？
(本文已刊登於107.1.11中時觀鑒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