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三月監察院針對《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聲請大法官釋憲，已經十個月；而國親兩黨立委在去年九月共同連署針對「前瞻基礎建設特別預算」審查爭議的釋憲案，也已經四個月，但兩案至今均無下文，仍處於「只收件」但仍未決定是否受理的階段。儘管國親所提釋憲附帶提出「暫定狀態處分」案，希望大法官能在實質處理釋憲本文前，先讓有爭議的前瞻預算暫時凍結，但新的一年轉眼開始，前瞻特別預算已經著手執行，大法官處理釋憲案緩不濟急，難以發揮定爭止紛的積極功能，實在可惜。
司法院的解釋千篇一律，表示待審案件實在太多，兩案均依法審理中，但需要時間。但光是決定是否受理乙事，就已經可以延宕至此，更遑論實質處理釋憲所可能耗費的龐大時間。面對此種重大且具實效之政治爭議，現行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所設計之制度，顯然無法有效解決。而大法官作為「憲法守護者」之關鍵角色，總不能老將釋憲延宕的問題推給案件太多，而不謀求解決之道。其實只要稍微修改《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這些問題不是沒有更好的解決方法。
大法官對於維護憲政秩序仍過於消極
民主國家權力分立的憲政體制，獨立行使職權的司法，絕非只是審判案件與被動消極執行法律。司法審查制度的出現，就賦予了司法權可以透過少數專業的司法權威，逕行推翻國會多數的立法決定。換言之，固然民主制度強調主權在民，民意至上，但是仍然讓司法權保有對抗國會多數民意的制衡機制，意在避免多數暴力逾越了憲法的根本精神，也防止多數可以為所欲為而侵犯個人的基本人權。這是民主國家憲法賦予司法權至高無上的一種特殊權力，大法官承擔此種重責，除應謹慎行使此種權力外，更該積極扮演憲法守護者的角色，於必要的時候，適時捍衛憲法與維護人權。否則實在有負憲法與人民所託。
司法院總以案件太多為由作為大法官審理延宕的主因，有論者曾對比2016年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與我國大法官的處理能量，前者受理案件為5,754件，判決數為397件，我國大法官則受理新案467件，含舊案共872件，但僅作出9件解釋。兩者差異之大，實在令人驚訝。
「機關聲請」釋憲案應優先處理
值得進一步觀察的是，2016年我國大法官受理的872案中，機關聲請的有102件（11.7%），人民聲請的有770件（88.2%），以目前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的程序而觀，案件處理的順序主要依聲請先後時間依序為之，不會特別區分機關聲請而予以優先處理。假設短時間大法官處理案件的能量維持不變，我們是不是可以思考調整一下案件處理的排序方式，讓機關聲請的案件能夠更優先，或給予一定比率的優先處理數量，例如每新處理的10案中，機關聲請者應佔7案，讓機關聲請案件能夠獲得更快速的處理，俾能及早解決爭議。
機關聲請之所以有優先處理之必要，在於此等案件事涉機關權限衝突，不僅影響政府組織運作，更可能成為擴大影響民眾權益的通案，相較於事涉個人權益者，影響可能更鉅。而大法官於此也更能展現維護憲政秩序的積極意義。而機關聲請案中又可分為中央或地方機關行使職權之疑義，立法委員行使職權之疑義，以及「最高法院或行政法院就其受理之案件，對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確信有牴觸憲法之疑義」等三大類，如有必要進一步細分，則可於此三大類納入優先審理的比例予以明確規範，例如7個優先處理的機關聲請案中，行政機關分配3件，立法機關2件，司法機關2件等，更能彰顯大法官所欲扮演的積極角色。
完全執政下，大法官守護憲法角色更關鍵
我國憲法雖然是雙首長制的設計，但是近二十年的實際運作上，一般均認為逐漸向總統制的方向傾斜。尤其執政黨同時掌握行政與立法多數的「一致政府」或「完全執政」時，總統制的特徵更為顯著。我國主要政黨又屬於紀律較嚴明的剛性政黨，因此在完全執政的情況下，立法權幾乎受行政權主導，而失去權力分立制衡的實質效果，容易形成行政權獨大而不受節制的情況。此時，獨立於行政、立法兩權之外的司法權，在權力制衡的意義上，其實應該扮演更重大的功能。亦即當行政與立法兩權何為一權時，只剩下司法權有可能對多數暴力或多數獨裁予以制衡。如果司法權在重大政治爭議上，仍然選擇扮演較消極的角色，為了避免涉入政治紛擾，甚至屈從於執政者的意志時，台灣的民主無疑更易受到威脅與侵蝕。
從這兩個釋憲案的處理來看，大法官對於憲政秩序的維護，積極性顯然不足。事實上，大法官都是法學權威，修法解決案件延宕的老問題，對其而言絕非難事，問題就在於是否有心，是否願意扮演一個積極的憲法守護者角色！
司法院的解釋千篇一律，表示待審案件實在太多，兩案均依法審理中，但需要時間。但光是決定是否受理乙事，就已經可以延宕至此，更遑論實質處理釋憲所可能耗費的龐大時間。面對此種重大且具實效之政治爭議，現行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所設計之制度，顯然無法有效解決。而大法官作為「憲法守護者」之關鍵角色，總不能老將釋憲延宕的問題推給案件太多，而不謀求解決之道。其實只要稍微修改《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這些問題不是沒有更好的解決方法。
大法官對於維護憲政秩序仍過於消極
民主國家權力分立的憲政體制，獨立行使職權的司法，絕非只是審判案件與被動消極執行法律。司法審查制度的出現，就賦予了司法權可以透過少數專業的司法權威，逕行推翻國會多數的立法決定。換言之，固然民主制度強調主權在民，民意至上，但是仍然讓司法權保有對抗國會多數民意的制衡機制，意在避免多數暴力逾越了憲法的根本精神，也防止多數可以為所欲為而侵犯個人的基本人權。這是民主國家憲法賦予司法權至高無上的一種特殊權力，大法官承擔此種重責，除應謹慎行使此種權力外，更該積極扮演憲法守護者的角色，於必要的時候，適時捍衛憲法與維護人權。否則實在有負憲法與人民所託。
司法院總以案件太多為由作為大法官審理延宕的主因，有論者曾對比2016年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與我國大法官的處理能量，前者受理案件為5,754件，判決數為397件，我國大法官則受理新案467件，含舊案共872件，但僅作出9件解釋。兩者差異之大，實在令人驚訝。
「機關聲請」釋憲案應優先處理
值得進一步觀察的是，2016年我國大法官受理的872案中，機關聲請的有102件（11.7%），人民聲請的有770件（88.2%），以目前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的程序而觀，案件處理的順序主要依聲請先後時間依序為之，不會特別區分機關聲請而予以優先處理。假設短時間大法官處理案件的能量維持不變，我們是不是可以思考調整一下案件處理的排序方式，讓機關聲請的案件能夠更優先，或給予一定比率的優先處理數量，例如每新處理的10案中，機關聲請者應佔7案，讓機關聲請案件能夠獲得更快速的處理，俾能及早解決爭議。
機關聲請之所以有優先處理之必要，在於此等案件事涉機關權限衝突，不僅影響政府組織運作，更可能成為擴大影響民眾權益的通案，相較於事涉個人權益者，影響可能更鉅。而大法官於此也更能展現維護憲政秩序的積極意義。而機關聲請案中又可分為中央或地方機關行使職權之疑義，立法委員行使職權之疑義，以及「最高法院或行政法院就其受理之案件，對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確信有牴觸憲法之疑義」等三大類，如有必要進一步細分，則可於此三大類納入優先審理的比例予以明確規範，例如7個優先處理的機關聲請案中，行政機關分配3件，立法機關2件，司法機關2件等，更能彰顯大法官所欲扮演的積極角色。
完全執政下，大法官守護憲法角色更關鍵
我國憲法雖然是雙首長制的設計，但是近二十年的實際運作上，一般均認為逐漸向總統制的方向傾斜。尤其執政黨同時掌握行政與立法多數的「一致政府」或「完全執政」時，總統制的特徵更為顯著。我國主要政黨又屬於紀律較嚴明的剛性政黨，因此在完全執政的情況下，立法權幾乎受行政權主導，而失去權力分立制衡的實質效果，容易形成行政權獨大而不受節制的情況。此時，獨立於行政、立法兩權之外的司法權，在權力制衡的意義上，其實應該扮演更重大的功能。亦即當行政與立法兩權何為一權時，只剩下司法權有可能對多數暴力或多數獨裁予以制衡。如果司法權在重大政治爭議上，仍然選擇扮演較消極的角色，為了避免涉入政治紛擾，甚至屈從於執政者的意志時，台灣的民主無疑更易受到威脅與侵蝕。
從這兩個釋憲案的處理來看，大法官對於憲政秩序的維護，積極性顯然不足。事實上，大法官都是法學權威，修法解決案件延宕的老問題，對其而言絕非難事，問題就在於是否有心，是否願意扮演一個積極的憲法守護者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