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勳首次以台灣職業棋士名義，奪下世界圍棋賽冠軍，登上了報紙的頭版頭條。媒體大篇幅報導的同時，卻也突顯了台灣培養職業棋士環境不足的問題。台灣圍棋賽獎金、次數少，政府、媒體不太重視，企業贊助意願不高，而家長也普遍不支持孩子走職業棋士的道路。
筆者不禁想起高中時，老師提到林海峰在日本職業棋壇如何叱吒風雲、國人如何與有榮焉，語畢卻忽然歎口氣說：「孟子說，弈之為數，小數也。這麼聰明的人，把畢生精力放在這樣的雕蟲小技多可惜啊，去從事科學研究不是更好嗎？」這樣的觀念似乎仍普存於台灣社會，而它或許可以解釋為何台灣職業棋士會遠少於日韓。

在我們的傳統社會裡，一直很重視「經世致用」，而教育孩子，也強調如何成為有「用」的人「材」。這種根深蒂固的、以利用厚生為目標的價值觀，並不能算錯，但問題是，怎麼樣才叫做有用？絕大部份人只看到短淺的「實用」，卻無法理解那些看似無用的「大用」。牛頓、愛因斯坦在提出萬有引力定律及相對論時，可曾想到，他們投注所有時間從事科學研究有什麼用？如果他們有一絲一毫實用的想法，那恐怕就不會有任何偉大的突破了。科學研究的動機純粹是追求真理，研究者的樂趣完全是建築在「發現」之上，而不是希望得諾貝爾獎或者出人頭地。我們的傳統士大夫豈能忍受自己孩子什麼事都不做，一天到晚埋首實驗室弄東弄西？五四運動之所以會高倡「賽先生」，是受到西方船堅砲利的刺激，而相信科學可以救國，其動機仍不脫實用，而科學背後所強調的理性與探索的樂趣，並未真正深植。

太強調實用，還有一個危險，就是可能限制或扭曲孩子的發展，尤其在價值觀不夠多元的社會更是如此。如果孩子很會唸書，家長十之八九會半鼓勵半強迫地要他去當醫生，但並不是每個當了醫生的孩子都快樂。筆者有個朋友，不是很會唸書，但國中時就愛賞鳥，後來成了生態攝影家，還多次入圍金馬獎。他工作得很快樂，至於是否出名卻一點都不在意。紅樓夢裡叛逆的賈寶玉被他老爸罵「作孽的畜牲」，這個「畜牲」極可能就是作者曹雪芹的化身，而他卻寫下了不朽的曠世鉅作。

所以，人生目標不是為社會所用，而是要認識自己，充分實現自我。只要不是作姦犯科，任何人都有權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最幸福快樂的，就要像周俊勳這樣，很早就了解自己，而且專心一致地發揮所長，不為世俗價值觀左右。筆者羨慕他，遠勝於那些大富大貴、位高權重的達官顯要們。

（本文代表作者個人意見；96.3.24中國時報時論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