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昨台北愛愛院的創辦人清水照子女士以93歲的高齡逝世，這除了是為當代台灣的社會救濟工作劃下一個里程碑以外，無論是以往的乞丐抑或現今的流浪漢，對於這一群被社會所遺忘並且是難以觸及到的弱勢族群，當有其更為深邃的論述意涵。
愛愛院的前身是乞丐寮，它是創設於日據時代，具實地說它主要是用以回應匱乏社會裡的一種真實現況，藉由人道以及有限的財物扶助以提供人身安危最低程度的保障效果，而這也使得從乞丐寮到愛愛院這一路走來，國人社會大眾總是對於施乾伉儷無私的愛心與付出投以更多的道德讚譽。誠然，如果乞丐的討食有其個人道德上的瑕疵，但是，來自於深化的社會階級、有限的社會流動以及人力資本投資不足等等外部結構性的發展限制，這自然使得從日據時代到光復後類似吳東進先生「乞丐子」的下場處境，當不僅止於個人命運的悲微遭遇，而是有其相與對應的集體意涵
至於，從過去的乞丐到現今的流浪漢，點明出來出來：當代像是社會救助等等集體性的保障機制設計，已經是直接對於乞丐這些經濟弱勢的中低收入戶提供諸如家庭生活補助、醫療補助、就業協助、急難救助、災害救助、以及包括機構收容、平價住宅、清寒獎學金、子女教育補助、托育優待、節日慰問和稅收減免等等不同內容的給付項目，亦即，從單純的安貧措施到思謀如何抗貧以及脫貧的各項福利作為。準此，在這個層次上，之於乞丐等等弱勢族群的看顧，可能是要超脫單純對於善心人士之無私奉獻的道德美溢，也就是說，必須要跳脫悲天憫人的人道關懷並且直指如何透過各種整合性服務的機制設計，藉此獲致對於這些經濟弱勢族群制度性的保障目的，更具體地說，我們有其必要去思索如何從個別性的行善跨越的制度性的行善，藉以提供一個周全的經濟安全保障體系
相形之下，對於流浪漢的論述探究，則是從單純的經濟處境衍生到界面更廣的議題思考，比如說如何就流浪漢本身的意願問題以及能力問題這兩種不同的構造原因，思索不同的解決對策，這其中前者點明出來：流民的流竄街頭以及餐風宿露本身應該是一種生活方式與生命態度的自我選擇，就此而言，只要是在不危及到社會公共秩序的前提下，政府公部門以及民間公益團體當以提供類似餐食和洗濯等等福利服務的方式，陪同這些的流民走過此一階段的人生歷程，連帶地，在這個層次，國人儘可能要迴避加諸於這些人身上的各種道德譴責
至於，來自於個人能力不足以及外在結構性變遷像是經濟蕭條或大規模裁員等等對於個人不可抗拒的人身衝擊，使得這些人被迫以流落街頭的方式繼續尋覓可能的生機所在，對此，相與因應的努力作為除了上述的福利服務以外，也應該進一步就流民個人人力資本職場競爭能力的養成，提供縝密的配套措施，比如失業救濟、家庭扶助、第二專業以及職業訓練等等的整合性的服務網絡。
總之，從乞丐寮到愛愛院的組織蛻變，施乾伉儷的慈善作為直接見證了當代台灣乞丐與流浪漢這些弱勢族群，不同的社會處境以及人身遭遇的歷史過程，但是，如何同時觀照到人的問題、制度的問題以及價值選擇的問題等等不同的思維模式，那麼，思索這一群被社會所遺忘的弱勢人口該何去何從的議題，這將會是一種涵括大善人的博愛胸襟、乞丐個別的道德敗壞、流浪漢自個的生命選擇以及制度性保護機制等等綜融性的多重性思考？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