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馬英九總統任內通過「每週40工時」，自此台灣的工時由兩週84小時，又向前縮減一步。2016年蔡英文總統第一次修《勞基法》，提出「一例一休」，並於同年12月21日施行。隔年因新制滯礙難行，遂研議二修之舉，豈料2018年1月通過的更新版竟贏得修惡之名。怎麼縮工時會弄得民怨沸騰，效果適得其反？

根據勞動部統計，2015年的年總工時是2104小時，當時仍在「兩週84工時」階段；2016年因實施「每週40工時」，年總工時為2034小時，一年大減工時70小時。2017年「一例一休」上路，年總工時2035小時，比前一年還多了1小時；2018年「一例一休」二修，年總工時2033小時，只比第一版的「一例一休」減了2小時，證明「一例一休」對縮工時的效果非常有限。

這就是韓國瑜主張「廢除一例一休，落實週休二日」的原因，但廢除一例一休，並非回到每週48工時的年代，而是如何落實週休二日。

《勞基法》既是所有勞動的基準，工時規範就不宜過於僵化，特別是身處新經濟時代，即便是製造業，也必須配合客戶的需求。否則與台灣有十多個鐘頭時差的歐美國家，若有急單或臨時要務交待台灣工廠，在硬性規定的一例一休制度下，老闆也只能婉拒，不然加班費及勞撿罰款就受不了。如此除了降低企業競爭力，一旦生意無法維持，對勞工也非好事。

低薪與過勞，正是目前台灣的兩大勞動困境，由於薪水低，年輕人不是到海外謀職；就是怕養不活自己，而不敢成家，甚至生子；不然就得超時工作，換取足以維生的收入。

低薪成因眾多，不過以勞雇薪資議價層面來說，如果勞方提供勞務的工時限制多，無疑是降低自身的議價條件，因為難以滿足雇主要求。好比假日正是服務業賺錢的好時機，但根據一例一休之規定，如果要員工上班，就必須提高「出場費」。即使可以將休息日調整到週間，但碰到旺季又有「七休一」限制，這樣不是逼著老闆雇打工族應急，就是乾脆自動化。如此資方願意提供的薪水會高嗎？還是要勞雇合意走向非法？讓台灣在低薪與過勞中不斷輪迴。

於是蔡政府以提高基本工資與減稅兩措施，滿足民眾的「加薪」願望。殊不知提高基本工資對七成以上的勞工是無感的，反倒是要一起承擔此舉帶來的物價上漲壓力。而年薪40.8萬以下的上班族免稅後，又該如何填補高鐵南延、獎勵生育、長照等「大撒幣」政策之經費來源？

所以韓國瑜認為，必須在維護勞工基本權益和健康的前提下，透過勞資政協商機制重新檢視、修正現行工時制度，同時考量增加國定假日天數，進而發揮放假經濟效益，讓大家都發財。

（本文刊載於中國時報2019年10月23日之時論廣場，原標題為：「廢一例一休 解低薪與過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