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每次有國外的研究機構或報導提及我國的投資環境惡化或競爭力排名倒退時,政府相關部會的首先反應都是堅決的否認與反駁,這一次事件也沒有例外。財政部、中央銀行與經建會三位首長皆一致對外表示,該文中所引數據有許多錯誤,且其分析不夠客觀、專業,故預測的提出「一定不準」。其次,將我國逾放數字與曾遭受金融風暴侵襲的其他國家相比,試圖相對地緩解與減輕我國問題的嚴重性與衝擊性。尤有進者,更由財政部快速出面邀集些與政府關係密切的金融業者代表,以「專業」的立場為政府的發言與說明背書。看來政府相關單位對這次事件的「危機意識」的確甚為強烈,只是,事實的真相只有一個,社會大眾心中的疑惑與擔憂總應該有一個正確的解答。
首先,我國金融市場環境不健全以及金融業授信品質不良的問題,的確是舊政府遺留下來的「歷史包袱」。而在政權替換前,舊政府亦曾提出及採行過類如金檢一元化、金融機構合併法與金融控股公司法的構想以及調降營業稅打消呆帳等的措施。可惜的是,面對同樣的財經情勢,新政府在金融立法工作上的進度並無任何改善,而進一步調降金融營業稅率為零的作法,根本也沒有達到抑制逾放金額不斷新增的效果。截至目前為止,新政府仍在舊思維的框框中打轉。然而,金融問題的拖延將越發累積出問題惡化的程度與殺傷力,令我們擔心的是,新政府不但承襲了一套無效的舊作法,還面對了引爆火力更強的舊危機,在新的財經決策機制尚未成形乃至發揮功效之前,顯然我們的安危大概也只能暫時先寄託在「歷史的幸運」上。
其次,財政部部長顏慶章表示,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負債多、國際收支經常帳逆差及外匯存底不足型,如泰、馬、印、菲等國所遭遇者;另一則是經濟成長停滯型,如日本所經歷者。由於我國經濟成長表現一直維持在百分之五或六左右,且貿易出超狀況穩定,外匯存底更累積達一千億美元,是故自然不會有發生上述類型金融危機的條件與可能。如果金融危機的發生緣由或定義,的確如顏部長所歸納者,則我們同意與支持顏部長的結論。惟如果還記得台灣在亞洲金融風暴平息後,九八年曾遭遇到企業過度操作財務槓桿、質押股票、交叉持股乃至於掏空公司資產等人為及制度上弊端的危害,我們毋寧更擔心的乃是「本土型」金融風暴再次發生的可能。就像庫魯斯所表示,他文章的重點本就是在描述台灣潛藏的本土金融問題而已,就此而言,顏部長的解釋似乎有點避重就輕或言不及義的嫌疑。
再者,強調台灣的基本面良好,一直都是政府面對金融市場出現波動或危機時的主要「定心丸」。從數據上看,我國今年以來的出口績效持續高度成長,工業生產指數不斷增加,民間大額投資金額亦有巨幅上升的表現。但是,若從結構面仔細分析,我們發現扣除六輕以外,八成以上的投資乃來自於電子資訊產業,而傳統產業的投資則近乎停滯。此外,我國出口實績的創造,主要亦多依賴高科技產業的成長,「產業傾斜」的結構問題益愈嚴重。換言之,即使誠如政府所言我國目前的經濟實質面尚稱穩健,但產業發展過度褊狹與集中的結果,將帶給台灣相對較高的經濟風險,從而經濟基本面的本質亦會變得比較脆弱。兩岸加入WTO在即、美國與大陸經貿關係因通過PNTR後的改變、以及歐美先進國家未來經濟「軟性著陸」態勢愈為明顯等諸環境因素,都會對我國的經濟實質表現產生不可輕忽的衝擊。政府允宜在表面數據之外,更深入地來解析與評估我國經濟基本面的真實面貌與未來可能趨向。
最後,社會各界對經濟學人雜誌的報導,實在不必過於在意大規模金融風暴即時發生的可能性。台灣獨特的金融環境、制度及政府處理金融問題的政策與態度,毋寧才是值得重視的癥結所在。即使我們能躲得過類如亞洲金融風暴「鯨吞式」的威脅,但能否避免得了本土型金融風暴「蠶食式」的侵蝕,在在考驗新政府的智慧。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預測金融風暴發生的對錯辨正
作者曾巨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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