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紀前,社會學家達倫道夫提出「社會衝突論」,認為社會衝突是無時不在發生的普遍現象,而權威是衝突的基本因素,權威的根本功能則是分配資源。就業與所得,是經濟資源分配的結果。政治學家杭廷頓提出,分配是否符合人民期望,就是政治改革或政治革命的主要指標。由是知,就業與所得這個問題,必然是各國政府念茲在茲的重大問題。

中國在年初,曾對都市居民及黨政幹部進行大規模民調,結果發現,失業及所得分配惡化是關切的最重點,遠在健康、教育負擔、住房、貪腐、污染、水源、治安之前。因此,就業與所得也是大陸目前須立即處理的最重要議題。

台灣的社會,已經邁入知識經濟時代,資訊與網路科技不斷進步,徹底改變人民的生活方式與企業的生產模式。這樣的衝擊,對經濟發展及人口就業有很大的影響。現今的失業已經是結構性的衝突問題,不能短時間來解決。高學歷高所得,低學歷求職難的趨勢已經來臨,面對社會的發展,唯有不斷提升自我,才能在就業市場上,占有絕對的利基,否則面對貧窮將難以翻身。

台灣產業結構已明顯轉變,勞動市場失衡的問題越來越嚴重。科學園區的電子公司,苦苦等不到專業人士來應徵,但政府及企業的一般行政工作,卻有被數以萬計的求職者擠破頭來搶。因此,整個的失業問題並非缺少工作,而是缺乏技能的人才。

近幾個月,失業率雖顯現在5%以下的範圍內,情勢似乎已漸趨緩,但這是因為政府動用了200億擴大就業方案的預算,創造出七萬多個臨時工作機會,並非真是失業問題改善。如果將擴大就業的因素除去,失業率很可能突破6%。這樣治標不治本的花錢,美化失業率的數字,並不能真正的解決台灣的失業問題。

失業乃是致貧的重要原因,有許多的就業者,在他們失業的時候,家庭將立即面臨沒有收入的危機,這些失業的人若無法很快地回到就業市場,積蓄也會很快地耗空,貧窮隨之而來。更嚴重的是,這一代的失業與貧窮,可能會持續影響到其下一代子女的生活,產生所謂的世代效果。貧困家庭的小孩,受教育的機會比別人少,翻身的機會難上加難,沒有專長的下一代,如何在現今的職場上競爭,這也是目前最大問題。

去年國內家庭收支調查結果發現,91年度最高與最低所得組家庭的實際可支配所得差距高達6.16倍,僅次於90年的6.39倍。政府一再加碼補貼低所得者,想要改善所得差距。但又為高所得者,提供130種租稅減免法規,享受多重減免,事實上所得差距依然嚴重,政府減少收入增加支出,換來的成果,未符期望。

面對失業與貧窮的挑戰,政府要認真的面對問題。解決失業應該是長遠的規劃,絕非短暫的砸錢,就能立竿見影的。政府未來必須大力推動服務產業,發展觀光,將該產業的就業人口的餅作大,利用服務人才的需求,吸收失業勞工,並且透過訓練,改善人力素質,讓失業勞工有機會重返職場,這才能真正解決失業之問題。



(本文刊登於五月份卓越雜誌社論)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