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游院長舉出五大理由，認為新版財劃法窒礙難行，只好被迫提出覆議。政院同時又遊說一些民間社福與教育團體，指出一旦新法付諸實施，勢必排擠社福與教育預算；並聲稱統籌分配款在缺乏監督機制下，地方政府可能將內含的社福經費移作他用，屆時社福經費更將大幅縮水。政院這些說辭，無論是作為爭取結盟的策略或資源恫嚇的手段，都悖離理性溝通周延立法的精神。相信政院與社福團體都清楚，影響社福預算真正的關鍵，應在於現行的設算制度，以及中央地方事權的比重；若缺少這些要件下，探討新財劃法對社福預算的影響，恐怕不是變多變少的問題，而是政府不為或不能的問題！
回顧我國的社會福利發展史，社福資源在中央政府長期集權又集錢下，獨厚於軍公教，造成不同職業間的差別待遇以及福利的階層化。嚴格來說，當時所謂的社會福利主要乃作為經濟發展的一個成果；換句話說，經濟優先，社福殿後。也因此，社會福利團體在解嚴後陸續成立，為了督促政府立法修法，也照顧弱勢以彌補政府之未逮，社福團體開創了理想，也找到了舞台，這些年來著實為台灣社會福利紮下了根基，功不可沒。然在這期間，由於台灣社會開始步入高齡化，面對漸增的老人福利需求，發放「老人年金」或「老人津貼」之類的口號，自然成為選舉的主要訴求，也迫使中央政府將福利資源的配置向老年人口傾斜。尤其是非救助式的「津貼」，幾年下來，已經讓許多地方政府預算吃緊；此外，在不知領取者是否真正得到「福利」的形情下，為了兌現競選支票，擠壓了其他弱勢（也包括老人）的發展機會，甚至剝奪了他們的既有權益。即便如此，今天中央政府在財政拮据情形下，排除萬難也要發放160億「老人生活福津貼」，這說明了只要政府有決心，明知「不能」也能「為」！
今天社福團體反對新版財劃法，主要源自於兩個因素：一、台北市政府在新版中建議保留計劃型補助款不做分配，但中央堅持刪減包含福利、地方文化建設與兒童午餐等計劃型補助款，以彌補新版財劃法所產生的財政缺口；當然，其結果將造成弱勢團體立即的「福利」損失與剝奪感。二、自從地方制度法通過後，部分地方政府社福的施政品質並未提升，原因在於短編預算或挪用，將各項補助津貼的申請門檻調高以節省支出，並且形成「一國多制」的現象；在新法中即便計劃型補助款帳面數字並未減少，若再將指定用途的補助款納入統籌分配稅款中，在目前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下，各縣市更可能濫用福利預算。
細究這兩個理由，其實均非財劃法的核心，前者有移花接木簡化論說之嫌，後者乃社福制度與行政監督的問題。隨著地方制度法的實施，社會福利事權也由中央開始下放到地方。地方政府若認真來推動社福，乃最為直接有效；若缺乏監督機制，那麼就趕快建立，這畢竟非財劃法的功能。在另一方面，福利預算的「設算」，往往因地方人口與生態的差異，以及政府行政優先性的考量，福利資源的分配很難達到公平，卻也因此中央夾金錢以令地方（甚至社福團體），鑲崁於這種制度下的監督功能其實相當表相，選舉時還可能產生綁樁效應。因此，在確立地方自治的方向下，實應就中央與地方福利事權作通盤的調整，一方面相信地方政府有能力做好社福，一方面重新建立監督機制。
總之，社福團體所反對的不應是財劃法修正案本身而是其可能的延伸。鑒於新法在立即實施上的困難，立委當中有不少人認為可以延緩一年，或經由修法方式來調整。然政院認為此舉緩不濟急，因而決定向立法院提出覆議，朝野再次劍拔弩張。我們擔心，如此急迫的對決，將壓縮了理性對話的空間。過去社福團體總是和在野黨站在同一陣線上，共同來監督政府施政以維護弱勢的權益。如今台灣社會日趨多元化，政黨也已輪替近兩年，社福團體面臨全新的考驗與挑戰，為了自身的生存，也為了所代表的弱勢，宜共同來關切社福政策的新定位，並且調整自身在「地方自治」趨勢下的角色與功能。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本文曾刊登於91.02.10聯合報民意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