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季禮（Bruce Gilley）在最近一期的《外交事務》期刊撰文指出，馬政府上台後對大陸採取的和解政策，已使台灣一步步走向「芬蘭化」的道路。因此季禮認為，美國必須進行戰略和外交調整，包括在與台灣擴大官方接觸前，應與北京進行磋商，在與盟邦重建一個新的作戰計劃時，把台灣排除在外，及徹底檢討美國的對台軍售政策等。

「芬蘭化」一詞源自於1948年蘇聯與芬蘭締結《友好合作與互助條約》時，雙方所建構的一個特殊關係。該約規定當德國及其盟友攻擊芬蘭或假道芬蘭攻擊蘇聯時，蘇芬有相互援助的義務；當面對武力攻擊威脅時，蘇聯有權要求芬蘭進行軍事磋商；芬蘭不得組織或參加任何對付蘇聯的軍事同盟，芬蘭的行動必須以發展雙方經濟與合作的友好精神為依據。該約締結時，芬蘭總統帕西基維意識到蘇聯可能藉此控制芬蘭，但認為締約之舉值得一試。

毫無疑問，蘇聯已因蘇芬條約的簽定而獲取鉅大軍事與經濟利益，而西方學界在使用「芬蘭化」一詞時，代表的是：一個國家對內雖具完全權威，但對外決策權力卻相當有限。另有學者將「芬蘭化」視為：「從西方民主制度到共產主義制度之間的一個過渡階段。」

盼整合非衝突手段

季禮認為，台灣和1940年代末期的芬蘭，有許多類似的特點：例如，台灣幅員雖小但對內享有主權；同時，台灣在地理上接近一個強權，並和這個強鄰分享共同的文化和歷史聯繫；除此之外，台灣強力的「獨立感」，也被一種需要與強權重大利益配合的「務實感」所抵銷；更重要的是，台灣的政治領袖和人民，目前都希望透過整合，而非衝突的手段來尋求安全。

台灣和芬蘭的處境如季禮所言，或有若干相似之處；但兩岸關係的複雜性，絕對超過當時的蘇芬關係。台灣目前採取的大陸政策，也和芬蘭當時的對蘇政策有明顯的不同。首先蘇芬邊界長達1269公里，芬蘭面對蘇聯的直接威脅，缺乏戰略縱深，在維護自身的安全方面，沒有多大的選擇空間；兩岸則隔台海遙遙相望，台灣有海峽作為屏障，有防守的能力；其次，芬蘭當時與台灣面臨的地區權力結構不同，芬蘭倒向蘇聯時，美國與北約盟國不表異議；而從冷戰時代開始，美國即把台海安全視為其亞太利益的重要部分，美日安保體制甚至把台海安全視為「周邊有事」的範圍。

第三，芬蘭50年代舉行大選後，強化與蘇聯關係幾乎成為一項全民共識；台灣有自我防衛的強烈意志，維護中華民國是全民最大公約數，在發展對外關係上，大家都希望「走出去」，不會自我設限；第四，中共對台政策的戰略目標是「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其處理「台灣問題」的手法和蘇聯當時對芬蘭的政策目標大為不同；最後，馬政府的外交休兵或活路外交概念，並不表示放棄外交上追求獨立自主的立場。我們主張與大陸和解，同時也希望強化與美日等國的實質關係。兩者相輔相成，不是相互排斥。這就是政府為何擔心美牛事件會影響台美關係的主因。

在1995年台海危機爆發，尤其是扁政府採取「兩面作戰」的大陸與外交政策後，美國為了避免捲入麻煩，曾對台提出警告，要求民進黨政府應對其急進政策的代價「概括承受」。因此季禮的說法並不意外，它一方面反映出美國面對一個崛起的中國，必須盡速調整它的中國政策；另方面也希望台灣能扮演催化中國大陸民主化的角色，進一步參與美國對中共的接觸戰略。

在亞洲地區，並非只有台灣採取對大陸的和解政策，美國的其他盟國，包括日本和韓國在內，都致力改善與中國的關係。因此，我們相信季禮有關台灣走向「芬蘭化」的說法只是一家之言，是否成為美國的主流意見有待觀察。在此之前，台灣內部實在無須妄加論斷，隨意比附。

（本文刊載於99.01.02，蘋果日報，本文代表作者個人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