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繼學者徐斯儉在一場紀念六四的研討會上建議民進黨在兩岸人權議題扮演積極的角色，例如在ＥＣＦＡ送立法院審查時，要求加入人權條款，民進黨主席蔡英文也公開呼籲要求馬政府應將人權條款置入與中國簽署的各項協議。此種觀點固然有其道德之正當性，惟就國際現實而言，卻難以樂觀。
二、美國柯林頓政府：從掛鉤到脫鉤
將對中國經貿與人權議題掛鉤處理最著名者，為美國柯林頓總統。柯林頓在競選總統期間即高舉人權口號，1993年上台後，隨即在5月28日發表第128590號行政命令，要求中共以改善人權作為交換次一年最惠國待遇的條件。不過這項經貿與人權議題掛勾的政策僅持續了一年，1994年柯林頓總統反轉立場，改採廣泛交往政策（broad engagement），全面擴大與中共之合作。該掛鉤政策之所以僅維持短短一年，實有下列因素：
首先，中共利用開放與經貿發展之實力予以反制，向美國進行大量採購與投資計畫。迫於民間龐大的商業利益，美國政府的人權訴求不敵實際經濟利益，在國內、國外腹背受敵。
其次，當柯林頓政府對中國人權、軍售、西藏問題等採取強硬立場時，西方盟友卻不願背書支持，紛紛與中國開展商業合作。美國亦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運作譴責中共人權表現，但亦因票數不足而失敗。經貿人權掛鉤政策，不僅孤掌難鳴，且形同拱手讓出國家利益。
最後，以人權為主軸之美「中」政策，不僅效果有限，且有損經貿利益，更讓美國在美「中」關係上陷於被動地位。
在美國政商界人士的遊說與學界的部分支持下，柯林頓在1994年5月宣布將人權與經貿議題脫鉤，改採其他促進人權措施，如：增加國際廣播、要求美國企業在中國活動時制定相關規範，以維護人權等。
儘管1990年代美中之間存在諸多矛盾，如對智慧財產權的保障、紡織品傾銷、中共對伊朗輸出武器等，還包括李登輝訪美、台海飛彈危機，以及美軍轟炸中共南斯拉夫使館等，但2000年柯林頓任期尾聲時，甚至要求美國國會支持給予中共「永久最惠國待遇」，並協助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八年來柯林頓立場前後反轉，人權議題從美「中」關係之主軸急速淪為次要關懷，實與中國國力日增、經貿實力迅速成長有關，但也反映出國際冷戰格局的轉變，以及美國國力的下滑。軍事圍堵對抗與意識型態的對抗快速退潮，繼之而起的是全球化與國際經貿的開展，以及跨國議題的合作。美國國力的衰退使其無力單獨肩負維繫世界秩序的重責，而需仰賴國際多邊機制的協力。
2001年美國發生911恐怖攻擊事件，反恐成為小布希政府的重要課題，美國亟需中共合作打擊恐怖主義。北韓核武問題、反核武擴散問題、跨國環境與經貿問題等，美「中」都存在更多合作的需要。以人權條款掛鉤經貿活動的論調已非主流。如何將中國納入國際多邊規範的架構下，遵循國際規範，承擔大國的國際責任等，已成為柯林頓以降的美國總統的主要思維；採取圍堵戰略，逼迫中共自我封閉而回到過去，反而更可能威脅世界和平。
三、兩岸協議納入人權條款，並不現實
如今台灣學者與民進黨主席談此構想，雖看似有若干新意與理想性，但卻脫離現實，前景恐難樂觀。
首先，兩岸經貿實力在這幾年來已經翻轉，兩在在協商ECFA時，台灣代表堅守底線深怕弱勢產業受到衝擊而瓦解，大陸則不斷表示要對台讓利，顯見主客已經易位。雖然兩岸簽署ECFA將使雙方互蒙經貿利益，但是台灣絕非站在如20年前美國那種施予者的地位，實無擁有以人權綁經貿的實力。提此主張，恐自欺欺人。
其次，1993年中國國力正在起步，對美經貿關係規模也較小，柯林頓政府即無力堅持其人權交往政策。而美國對大陸逆超逐年擴大，今年預估高達4600億美金，以美國之國力與美「中」經貿關係而言，尚且不提人權經貿掛鉤論調，台灣近年對大陸順差每年均超過千億美金，大陸已成為台灣最大出口地，若以人權限制兩岸經貿發展，恐損及台灣自身利益，重蹈美國柯林頓政府覆轍。
其三，2006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升級為人權理事會，中共成為新的理事國（美國甚至退出該理事會而不願角逐席次），對於人權議題有更大的影響力與介入能力。且國際潮流已從軍事與價值的對抗與圍堵，轉變為全面互動與合作。台灣以人權價值來結合民主國家對抗中共，空間勢必縮減，也無法與現階段國際主流發展結合。
四、結論
人權屬普世價值，各國政府本有責任致力於人權之保障。唯經貿關係之開展是否必須與人權掛鉤處理？而一國之人權表現是否因為與經貿掛鉤而提昇？恐怕均有疑問。兩岸協商議題基於現實考量均有其必要性、迫切性與互利性，但此並不意味政府無視大陸人權表現，兩者掛鉤思考，可能兩頭落空。脫鉤處理，應較為務實可行。
國際上比台灣國力強者，對人權之積極重視者，不在少數，至今卻無將人權與經貿掛鉤處理者，脫離現實，並無助台灣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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