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總統日前在接見美國前國防部長柯恩時，公開表示未來隨著「國防二法」的落實，國防部長將由文人擔任，並且明年是國軍「軍政軍令一元化」開始實行的時期，屆時將進行軍方重要軍職的重組工作，由文人來擔任國防部長，將具有重大的意義。
先前，立法院本會期終於在十月二十五日三讀通過了「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條例」，這一攸關我國國防體制重大改革方向的法制依據，雖然早在民國六十七年七月十七日，我國就已制定了「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法」，但是在當時缺乏「母法」作為法律授權原則的情況下，卻已先後上有「國防部組織法」與下有各軍種總部的組織章程，行之多年，形成我國國防法制上的特異現象；再加上我國憲政機制運作始終對於「二元化」的軍事體系，存在頗多扞格與爭議，造成我國國防體制與法制諸多難以落實之處。
「國防二法」雖早於八十九年一月五日通過，卻受制於軍方「參謀本部組織條例」未完成立法的限制，無法立即落實國防體制的改革工作。因此，國防部即利用這中間將近兩年的時間，從事組織與人員的簡併工作。例如，在國軍組織方面，總政戰部由參謀本部改隸國防部，更名為「總政治作戰局」；原先的參謀本部各幕僚次室，除聯一人事、聯二情報、聯三作戰、聯四後勤、聯五計畫之外，增加了聯六的原通資局，以及聯七的政戰。各軍種總部也降編為司令部，並大幅精簡人員。此外，國防部新進成立的「戰略規劃司」，也大舉進用參謀本部聯五計畫次長室的人員，使得原先立法意旨為「職掌關於國防政策之規劃、建議及執行事項」與「關於軍事戰略之規劃、核議及執行事項」的戰規司，卻必須因為吸納了聯五的人員與功能，而漸漸導向「建軍備戰之規劃」，與原先立法意旨與法制精神顯已悖離。筆者以為，這是我國國防體制在變革過程中的另一缺憾。
同時，我國的國防體制，雖然藉著上述「國防二法」的立法完成，以及軍方主動推行的「精實案」與「精進案」，進行人事與編制的「塑身」工作，獲得初步成果；但是，法制規範與戰略思維之間，還必須密切結合、相生相應，才能符合現代化軍事決戰的需要。否則，就如同換了新的包裝與外殼，內部的機件與轉輪還是過時的舊品，是絕對無法提昇軍方的作戰效率與能力的。
因此，筆者認為，我國在推動國防體制改革與落實現代化機制的過程中，必須多方涵泳學術理論，參酌相近國家的國防法制，並且針對國軍的角色、定位與功能，來決定建構未來軍事武力的方向。長期以來，我國對於統帥權體制的運作、國家安全會議的角色、國防文官體制的建立與政戰體系的定位，都缺乏全盤的關照與思考，致使「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甚而至於病因未明，就遽然「削足適履」了！
以政戰體系的存廢為例，我國體制上缺乏的是理性的思考與辯論，以致對於其功能與定位的討論，不斷陷於「歷史的包袱與情結」的糾結當中，無法脫離「意識型態」的羈絆，來從實質功能與效能的觀點，進行存廢或修正的辯難與質疑。筆者以為，一個奠立已歷大半世紀的軍事制度，若無明顯的軍事貢獻，則就軍事投資與效益的觀點來看，即應檢討廢止。然而，現存對於政戰體系的簡併方式，可以作為過渡的必經歷程，在我國統帥決策機制與國防體制完成轉型之後，政戰體制即應廢止，軍隊實務的政戰工作由軍事體系吸納，而學術與教育部分則歸併為國防大學教育體系，成為軍事深造教育的一環。
最後，我國國防體制的改革，應該將重點置放在「戰略決定預算，預算決定建軍」的戰略觀念之上。此一嶄新的戰略與建軍觀念，必須仰賴我國落實統帥權與國防決策機制，釐定國家戰略方針，才足以建構完整的「國家安全網」。因此，我國的國防體制改革，還有一段長路要走！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