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入廿一世紀，臺灣不僅對外面對知識經濟與全球化的衝擊，原有的經濟生產模式必須有所調整以因應，而同時國內政治體制業已發生大幅度的轉變，亦即二千年五月廿日由民主進步黨執政，對於新時代挑戰加上新團隊執政的雙重結構變遷，其中最能直接感受的當屬負責政策推動的公務人員。

雖然在民進黨執政之後，行政院長張俊雄亦曾肯定，公務人員是國家政策的擘劃及執行者，有優秀的公務人員，才能有高效能的政府，台灣過去政治民主與經濟奇蹟，除了憑藉全體國民的勤奮努力，更建立在公務人員堅守工作崗位、執行國家政策、推展各項建設的基礎上。然而，民進黨執政一年半之後，民眾面對的卻是不斷攀升的失業率與持續向下修正的經濟成長預測，新政府的執政成績竟是經濟成長、社會秩序與民眾生活滿意度指標下降。更有甚者，由軍公教人員申請退休的趨勢來看，發現一向被視為捧著鐵飯碗的公職人員也開始信念動搖。以85年至87年公務人員的退休人數來看，平均每年約3,800人，88年精省政策增加為4,400餘人，但在89年卻超過4,600人；若由退休類型來看，申請自願退休的公務人員，在89年為3,377人，為85年1,580人的二倍，佔所有公務人員退休人數的43.84%(85年)與73.38%(89年)。此一趕著退休的現象尤以教育人員更為明顯，89年申請自願退休的教職人員為6,337人，是85年1,537人的四倍餘。而軍職人員在89年退休者為13,805人，比88年的11,701人多出2,000人。

在上述情況與失業率不斷創新高的數據背後，令人好奇與擔心的是，何以在目前高失業率與低經濟成長率時代，當民間部門的勞、資雙方苦於經濟轉弱、景氣下降與工作機會減少的同時，公部門的軍公教職人員卻趕著申請自願退休，其人數不但有增無減且增加幅度迅速，難道公務人員也開始對以全民政府為執政號召的民進黨政府投以不信任票嗎？其中除了軍公教人員的個人選擇因素之外，原因多少與民進黨執政後大環境的變化有密切關係。從政策因素而言，從去年核四停建、核四諮詢性公投與八四工時案的反覆不定，到上月亞太經合會代表人選爭議或是開放三通政策的猶豫延遲，甚至高層屢屢開出政治支票而要求各機關調整施政預算支應，這些政策作為在在顯示政府對於諸多公共事務決策的不明確與政策責任的模糊不清，尤其仍以在野時代的意識型態與民粹主義治國，在政策動輒易轍的情形下要求公務人員展現行政績效根本無異緣木求魚。而就體制因素而言，新政府不時祭出提升公務人員行政效率的強心針，例如考績新制與淘汰制度的實施，行政院組織與公務人力的精簡調整，但反觀政府高層在經發會籌備時，卻將會議焦點置於主委、副主委、分組召集人到諮詢委員的分封官職，層層疊疊的搭建起準政府架構，這種疊床架屋的雙重標準作為，著實令公務人員對於政府決策風格無所適從。

雖然退休制度有助於公務人力的新陳代謝，且自願退休多屬軍公教人員的自我選擇，但當其人數增加幅度異常時，執政當局應加以正視數字背後的意涵。事實上，健全中立的常任公務人員在定期選舉與政黨交替執政的民主國家之中是國家政局穩定的強大基礎，我們肯定政府推動行政革新的作為，但不敢茍同「一路走來始終政治」的決策風格。目前台灣正處於全球競爭激烈與經濟成長遲緩的衝擊，不但需要政府採取正確的公共政策，展現前瞻完整的施政理念與治理能力，更需要公務人員負責與效率地執行政策。執政當局必須真正看清楚這一點，始能獲得民眾的支持與認同，建立繼續執政的基礎。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